购买奢侈品是中国游客出国的一大目的 （资料图片）宋金峪 摄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强

上周，“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和“进口车国内售价远高于海外市场”引发广泛关注。“算账”一时成为热词。

大城市生养一个孩子动辄需花费数百万元；一款同品牌、同款型的汽车在国内买要多掏几十上百万元——触目惊心的账本背后，是众说纷纭的观点对立。有人有切肤之痛，有人觉得言过其实。看来看去，都成了一本糊涂账。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生活，都需要支付成本。不同的是，有的很透明，有的很朦胧。养育一个孩子、买一辆汽车，要求不同、标准不一自然会导致成本差异，尤其是在市场化的商品时代。但这不应该是生活成本糊涂化的理由。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我们为尚不富足的生活支付了多少不透明或半透明的“隐性成本”。

1 养孩子：攀不起

最近，网络上流行了一个“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广州生育成本高达201.4万元。该排行榜说，按家庭年收入12万元计算，需要夫妻二人不吃不喝工作16.78年。

这201.4万元的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包括怀孕时的营养成本：一年2万元左右；产前产后及月子费用：1.4万元；学前日常用品成本：6年18万元；学前教育成本及学前其他成本：6年60万元；7岁到大学毕业的教育费用，如学校常规收费、择校费、补习家教费等：16年95万元；人情送礼花费及生活费，16年35万元。

即便如此，广州仅能名列第四。“最贵”的北京生育成本竟然高达276万元。上海生育成本达247万元，深圳达216.1万元，杭州183.2万元，南京170.1万元，武汉160.6万元，青岛152.6万元、西安142.5万元，长春131.5万元。

该榜单发出后，引发了网民大讨论。意见则呈现两极化。有网友说：“谁家养孩子这样养的? 这不鬼扯吗? 当然了要拿房子说事，那就是耍赖了。”也有网友认为“一点都不夸张，相反，统计局的数据很夸张”。

《人民日报》日前就此撰文，援引相关专家的说法称：“生育成本的下限是比较容易算出来的，就是考虑一些基本的需要，而生育成本的上限是无止境的，可以无穷大，不宜做此类比较。”

对于此榜单的科学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丁博士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质疑：“网络上并没有给出计算的具体方法，不知道是调查而来，还是粗略的估测？该排行榜，不是很严肃。”

不过，研究人口与社会问题的李丁也提出，中国生育成本尤其是城市居民生育成本确实在上升。“我们统计发现，不管是高收入家庭还是低收入家庭，孩子教育支出都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更关键的是，有些成本是隐性的，无法量化衡量”。

公务员林女士的儿子今年7岁，下半年就要开始上小学。她看到这份榜单时笑了，觉得不可信，但也道出她的苦水，养儿不易、开销很大。“我们都说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可实际开销是多少呢？”

“我一朋友小孩，幼儿园就上好的，一年要好几万元。我儿子上的幼儿园只是小区的，已经让我觉得他输了，小学不能再输了。”她结婚时房子买在广州番禺区，为了儿子上学，把番禺的房子卖了，跑到越秀区买房子。“我问了中介，我们那房子光学位费就值30万元。”

专家们说，养育孩子不应该攀比。但林女士说，现在生育一个孩子，不仅仅是养活他，还要养好他。

2 买车子：气不过

如果说养孩子花费多是父母们自愿自找的，那么境内外商品同质不同价、使国人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就是一种被迫了。最近有媒体报道，奥迪A6车型在中国售价38.3万元至74.26万元，美国售价折合人民币只有25.82万元至34.85万元；至今仍在加价销售的大众途观，在中国的售价是19.98万元至31.58万元，美国售价折合人民币则低至14.07万元至22.35万元。

同样，进口奔驰350汽车在中国内地的报价为139.8万元，而海外零售价只有56万元左右。还有的汽车差价更为离谱，如陆虎汽车在中国内地报价为118万多元，而在海外仅合人民币30多万元。

从国外留学回国的程明最近关注到这条新闻，“确实如此，我刚回国那阵子就注意到。也不知道为啥，按说我们收入水平没别人那么高”。

在一车友论坛上，几年前就有车友提问道：“自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以来，人民币兑国外主要货币都出现了大幅升值，按说，所有进口货物包括进口汽车价格都应该大幅度下降，奇怪的是，各种进口汽车的价格仍然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对此，汽车生产商和进口商的说法通常是，进口汽车税额高导致了售价高。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理由。

据了解，进口汽车通常缴纳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以征收税额最高档的排量超过4.0升的进口车为例，完税后价格也仅增加一倍左右。但市场上，这类车的国内价格要比国外价格高出远不止一倍。

有专家指出，外国汽车厂在中国内地销售高档车的利润高于国际平均30%左右。百联汽车公司副总经理王仕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现在中国每卖18台车，就有一台进口车，而由于涉嫌垄断，外商在华销售一辆进口车的平均利润几乎等于十辆国产汽车。”

所以，相关人士批评道，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市场上，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大幅抬高产品价格、控制零配件销售等手段获取暴利，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近日向媒体证实，协会正受发改委委托，调查汽车产业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调查范围既包括进口汽车，也包括国产合资汽车，此外，除了车价，还包括4S店售后服务等。

3 缴税收：说不清

学财税的孙小姐，2008年起在一个会计事务所工作，因为表现突出，已经成为部门一个中层领导。但浸染会计业已5年，她还算不清自己到底交了多少税。

为什么会如此呢？她说，作为普通老百姓，大多数人都闹不清楚自己缴什么税，有些是个人直接缴纳的“明税”，有些则是在不知不觉中缴纳的“暗税”。

每月固定工资加上加班费和差补收入大约10000元，除去个人需要缴纳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公积金共1830元，每月个人所得税859元，拿到手为7311多元。一年下来，工资单上显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有10308元。

“这是个人直接缴纳的‘明税’，往往由企业代扣。”孙小姐说，这种看得见的“明税”，还包括买卖房屋时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契税、印花税、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出租房屋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营业税；买车时要缴的车辆购置税以及买车之后每年要缴的车船税等。

但如果你以为这是你全部缴纳的税，那就不太准确。孙小姐说，中国虽然没有明确的消费税，但消费者看到的商品价格是由成本费用、厂商的利润、税金三部分组成的，因此，老百姓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时候，无形中也为其中包含的税款埋了单。

比如去超市购物，食盐的价格为2元，就包含0.3元的增值税和城建税；去商场买衣服，500元的衣服，包含75元左右的增值税和城建税;你去餐馆吃饭，100元的餐费中，包含了5.5元的营业税及城建税;你去加油，300元的油价中，60元左右是增值税、消费税和城建税……

“去国外旅游，我们会发现，有的国家会在标注商品价格时把价和税分开，消费者花的钱里多少是价，多少是税，都很清楚。”孙小姐说。

4 看演出：看不起

羊城晚报曾报道，美国百老汇的歌舞剧售价从59-119美元不等，而119美元（相当于国内演唱会中档价位）已能坐到最好位置，这不到美国工薪阶层（平均月入3000美元）月入的1/20。国内大型演出普遍的最低票价是180-280元，约为中国普通城市工薪阶层月入的1/10，但这个票价的座位只能让你变成“山上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同样一个明星的演唱会，内地的票价要高过香港。如2011年，天后王菲开演唱会，在广州最高票价为2500元，在香港最高票价仅有980港元。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女生们酷爱那些名牌衣服、包包上。刚从巴黎回来的蔡先生告诉记者，他帮朋友带的一个香奈儿中型的包包，退税后价格是2万元左右，但是朋友在北京新光天地商场看到同款的价格是4万元左右。

洋奶粉价格在国外与国内差距巨大，达到4倍价格。以德国特福芬奶粉为例，其德国官网上公布的特福芬有机婴幼儿奶粉2段的价格仅仅为9.95欧元，按照现行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格为80.6元，而国内超市的售价为318元600克。

背后折射出一种需要警惕的未富先贵现象。瑞士银行集团研究部门上月发布一份名为《价格与收入》的报告显示，全球72个主要城市居民，平均需要工作28分钟才能挣得足够的金钱购买一个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最快的东京居民仅需9分钟，而北京的居民需要工作34分钟才能购得一个汉堡，上海则为29分钟，均比平均水平要更费劲。北京居民需要工作184个小时才能购买一部IPhone 4S (16GB版)。这个目标纽约居民仅需要工作27.5小时便能实现，而东京居民也只需耗时35小时。

记者手记

警惕：各个领域的垄断

我们的“衣食住行”，已经基本市场化，但要算出生活成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专栏作家李俊就曾写道，中国有一些东西表面看起来便宜，但是我们要获得它，付出隐性成本却是非常高的。

他举例道，医院床位紧张时，要住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需要托人找关系。因此，除正常的医疗费用，还需要额外支付找关系的成本。

导致这些隐性成本的重要原因就是垄断，这也是反垄断的意旨所在。

为什么购买同样一款车，收入水平普遍没国外高的国民，却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呢？最近有关部门对汽车行业启动的调查说明，垄断可能是进口车价格高的一个原因之一。

我们要算出养一个孩子需要花多少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很多难以量化。但一个基本判断大致是准确的：要想养好一个孩子，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这源于，教育这种社会性资源，也是分配不均的，是一种变相的“垄断”，迫使人们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去获取这些资源。

有人说，社会的“腐败成本”也在抬高生活成本。举例而言，如果某位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获得土地而不得不行贿，那么这个“行贿成本”肯定要被打入房价，最终由购房人承担。这种在曝光出来的案子，并不少见。其实，“腐败”滋生的根源也在于一些资源掌握在一些垄断者手上。

要破解垄断转嫁的成本，在于我们让社会一些并不是透明、开放的领域，变得开放透明。市场有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