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对闭塞的社会，对民意的证实或证伪都极其困难，民意或缺乏组织，或被圈养，被代表，被伪造，个人的表态成为主流民意的前提是政治正确和表述得当。因为真实民意被忽视或被屏蔽，天下大势的呈现往往依靠的是历史的滚滚车轮，小到局部的群体性抗争，大到血雨腥风的革命，统治者们在王朝崩溃之际经常如梦初醒。觉醒之前错过了无数自我拯救的机会，多数时候，底层声音如同帝王时代后宫妃子们的幽怨，缠绵但却走不出魏阙。

待社会次第开放，君权神授的合法性明显减弱，官民之间的隔膜有所缓解。从此，民意逐渐影响甚至是代替天意和官意，前者对后者所起到的作用，往往被视为衡量现代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在对中国社会前景的乐观预测中，“人人都有麦克风”获得了无数人的好感，成为乐观的最大资本。公共生活中，无数人的表态构成了最大的意见共同体，由此可寻求社会各方的最大公约数。与此同时，来自底层的声音不再被铅字所绑架，“两个舆论场”（党媒和民间舆论）中的民间舆论场开始自立门户，甚至一举超越主流媒体，后者的墨守陈规乃至小心翼翼的超脱，都经常成为民间舆论的话题。对于前者，民间以参观活化石的姿态驻足围观，对于它偶然的超脱，则被解释为“体制内也有好人”聊以自慰。

两个舆论场的悬殊处境印证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现状，即国家“解放”停滞不前，社会却有着巨大的“解放”冲动。于是后者暗度陈仓，试图改变“解放”规则，由此可以解释微博等新兴媒体发展的内在社会动力，它满足了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需求。微博营造的广场政治吸引了无数网民，事实上，不仅是微博，凡是互联网上的互动产品，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时政、民生等领域，就决定了其发展前景。微博的蓬勃发展不是因为技术革新，而是满足了民众“网络社会力”（胡泳语）的期待。在体制减负尚未成功，改革止步不前的情况下，当前民众前所未有的迷茫，现实社会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在网络上，草根和精英遥相呼应，前者致力于宣泄消极情绪，后者为消极情绪的必然性与合法性提供论证，表达对社会进步的耿耿于怀和对革新举步维艰的无奈。而无论是情绪化的情绪宣泄还是理性的表达，微博都促成了某种功利理性，前段时间，就有官员表示中央政府肯定微博的反腐作用。

正当微博等新兴媒体蓬勃发展，被无数人寄予厚望时，近来有关微博前景的悲观论调若隐若现，这很大程度上是微博管理所致。相对传统的互动社区，如博客、论坛等，微博的参与门槛更低，微博用户因为管理造成的伤害相对论坛要小很多。140个字通常依赖的是用户的即兴表达，一条微博所花费的精力相对少，尽管微博上经常出现网友投诉内容被删除的现象，但是容易平息。事实上，无论哪种互动工具，用户都存在管理上的阵痛，尤其是在管理细则尚不明确的时候，站方在行使管理义务的时候难免出现自我审查甚至是主观臆断的现象。

管理重荷源自畸形的社会分工。网络被赋予太多的重任，根据北京大学新媒体批评者胡泳先生的观察，互动社区发展十多年来，先后经历了民族主义议题向民生议题的转变，从早期的集体爆发爱国热情，到如今的一心追求民众幸福，网络监督与批评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活动的开展，则打造了一种“网络社会力”，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微博每天都在产生、放大社会事件，从简单的回复转发，到献上个人的微薄之力，每个热衷在微博上表态的人都成为鲜活的民意个体。当然，更重要的是，微博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满足了社会精英们的表达冲动，在频繁的表态，论证，甚至是倒逼中，活跃的微博舆论为之造成了某种正义幻觉，如此不难理解，社会精英不分昼夜，在微博上辛勤耕作，用更为亲切的语言说服，而非用专业术语说教。

微博为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不同处境以及不同立场的人提供了沟通的平台，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和民意的向心力，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完成了彼此的合纵连横，并由此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意见共同体。一个社会事件发生后，民众用廖廖数语表达观感，向当事人、有关部门乃至整个体制设问，民间的意见不再依靠文件请愿式的上传下达，与此同时，官方也致力于网络互动，试图通过这种低成本的方式回应民众关切，消除误解。

在微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公共知识分子淡出微博，其结局要不是凯鲁亚克“在路上”式的流浪寄居，要么是兰波“生活在别处”式的诗意沉沦。大凡试图介入公共生活的人，都不能无视微博的存在。从长远来看，微博作为便捷的互动工具，不仅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中国特色，前者立足于体制的缺陷，后者则基于日趋汹涌的民意。

当然，在肯定微博作为时代民意火车头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它所凸显的种种缺陷。从不同立场人群的互动来看，微博的两极（左右争执）胜过多元（多方和解），对个体而言，多数时候是附和激情，赢得虚名；对社会而言，胡泳所提及的网络社会力崛起，往往也只是形式多于内容，激情超越理性。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理性和富有远见的公共知识分子，也需要踏实、勇敢的行动者。可以预期，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微博有可能成为国人最大的民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