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模式的转变”是一个客观演变的过程

中国经济时报：1985年,您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双重模式转换”即经济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问题。应该说，“双重模式转换”对中国的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双重模式转换”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您当时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命题是基于何种背景和立意？
    刘国光：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以来，中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1985年，我就把这种变化做了一个理论上的概括，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
    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是指从过去以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为最高目标，以外延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不平衡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涵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实现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所谓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是指从过去过度集中的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的调节结构，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政企不分的组织结构，逐步改变为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调控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分开的组织结构，简言之，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改变为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1985年8月26日，《世界经济导报》刊发了我的一篇题为《略论双重模式转变》的文章，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双重模式转变”理论。同年11月4日，我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一文，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1986年12月，我还在香港世界华人社会经济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大变动中的双重模式转换》的报告。后来，胡舒立于1995年4月11日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发表了采访我的文章。她在那篇文章中写道：1985年11月，刘国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的专文，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在海内外引起不小反响。
    应该说，双重模式转变是一个客观演变的过程，是从不自觉的过程慢慢变成自觉的过程。这一点从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比如，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我们最初是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到了“十二大”的时候就变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了“十三大”的时候又变成“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最后到“十四大”的时候，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十三大”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深化改革的每一项措施，归根到底，都要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不是速度为主而是注重效益。到了“十四大”的时候，提出“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到了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就吸收了“双重模式转变”的观点，但是没有用“双重模式转变”的提法，而是用“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  “两个根本转变”，一是要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后来“增长方式”扩充为“发展方式”，内容更广阔了，实际上同“发展模式转变”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

转方式成效不彰，盖因过分追求速度、追求数量、重“量”轻“质”所致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了好多年，至今成效不彰。您认为，主要原因何在？
    刘国光：我们现在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在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在讲要搞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其实，两个模式转变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搞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还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双重模式转变”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客观进程的描述，而是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内容也比过去更丰富、更完善了。
    我们过去一直在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了20多年了，但是好像转变得很慢，老是在提，但是看不到头。为什么呢？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若干年，我们还是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追求数量，追求GDP，重“量”轻“质”所致。速度快了，发展模式的转变就会变慢，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效益提高的进程就会变慢。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被扭曲了，我们过去强调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而相对而言忽视了市场经济前面的定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得多了，社会主义提得比较少了，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形成两极分化。

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

中国经济时报：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争论仍持续不断，直到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锤定音。可以说，这段时间是人们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十四大报告的起草者之一，您为此做了哪些努力呢？
    刘国光：经过多年的争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经济理论界的两种思想情结都是很深刻的。一种是计划经济情结，一种是市场经济情结。双方都不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但非常执着地强调自己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所以有“为主为辅”的长期争论。其实，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与市场各有其正面优点与负面缺陷，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行两者的结合，其目的就是要把两者的优点长处都发挥出来，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
    基于这个信念，在这一段争论的末期，我试图用折中的办法来解决计划与市场的这一情结纠葛。1990年5月我在《求是》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1991年5月在全国计划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中，1991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术报告会上，还有其他地方，我都作了这样的努力。
    针对计划与市场的两种情结，我提出了两个坚持和破除两个迷信的意见。一是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一是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简单说来，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但是，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
    十四大报告起草时，我有幸参与工作。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各方面经过学习，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新经济体制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提法。起草小组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归纳各方面意见，整理成三点。也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讲到的，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这三种提法，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前，把我从玉泉山（十四大报告起草组驻地）叫到中南海谈了一次。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问我的意见。我赞成这个提法，说这个提法简明扼要，同时也提出一个意见：如果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这个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后来他在中央党校讲话中也讲了这段话。这段话讲得很好，确实是对的。几十年来大家确实都是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包括“有计划”。
　  为了给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理论宣传准备，中共中央几个部门于1992年9月19日在怀仁堂联合召开干部大会，举办系列讲座。我在讲座的开篇讲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回顾了对计划与市场认识的曲折演变过程，阐明了若干焦点问题。我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把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不能须臾忘记的”。这也算是我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口，对于不要忘记“社会主义也是有计划的”一个呼应吧。

必须警惕一些人以“市场化”之名行“权贵私有化”之实

中国经济时报：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您从一开始就主张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结合论”，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近您还撰文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要发挥好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刘国光：我一直主张的是市场与计划的“结合论”，既反对迷信市场也反对迷信计划。但是，现在看来，市场化的大潮太过汹涌，将我的“结合论”淹没了。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实行20年，计划离我们渐行渐远。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曾经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现如今，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迷信计划变为迷信市场，出现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犯了市场幼稚病。
    我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尊重市场，而不要迷信市场；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是以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的思想为依据的，在实践上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为基础的。我们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由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点决定的，这方面，舆论界讲得很多了，无须赘述。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有其弱点和不足之处，这就是市场调节具有短期性、滞后性、不确定性，而且，市场调节在某些领域是无效的。一位任过中央总书记的同志曾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提出：“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
    当然，我们现在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第一，现在的国家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不是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第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这是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内涵。所以，不应把“计划性”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之外。一般来讲，在宏观领域，为了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调整产业结构，可以多用一些计划手段；在微观领域，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使企业充满活力，应该充分发挥市场这种手段的作用。

过度市场化和不公正的私有化是导致中国两极分化严重等社会问题的根源

中国经济时报：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这一问题上，您曾认为“需要从强化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制止私有化趋势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似乎引起不少争议。
    刘国光：现在，一些人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归结为政府权力过大、贪污腐败严重造成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政府干预过多必然会导致官员收入过高、百姓收入过低，因此，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就是让政府放权，一切由市场来解决。这种逻辑明显是错误的，他们如此渲染的目的不过是掩盖过度市场化和过度私有化才是导致中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程度严重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我们认为，政府权力大小与贪污腐败有关，但不是直接因果关系，关键在于政府权力能否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的权力比现在大得多，但腐败并没有现在严重，也没有出现收入两极分化的趋势。可见，腐败的产生另有根源，这与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道德风尚恶化有关，当然也不应忽视体制改革中不完善不成熟之处，譬如权力的市场化即权力寻租。
    实际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主要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30多年来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结构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集中于少数人。
    因此，解决收入两极分化问题，不能仅仅从分配领域本身入手。仅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调整财政税收以及转移支付等政策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我们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改革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样，我们才能扭转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仍然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换言之，您认为，中国应该向何处去？
    刘国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当今的中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今天的中国和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有着明显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形势、社会矛盾、面临的国际环境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步改革的任务就是不断完善它。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回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也不能走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邪路。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基本完成，不足之处需要完善，过头之处需要裁减，但不宜简单地宣扬“进一步市场化”、“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的市场化”，否则，可能会由于过度市场化而带来种种不良后果。我国所有制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如果继续对所剩不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股份化改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将难以维持。中国除金融、新闻出版等少数行业没有对外资开放之外，绝大多数行业已经开放，如果继续扩大开放领域或没有限制地开放，则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风险。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已相当严重，基尼系数大大超出国际警戒线，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趋势，则极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的理想。
    所以，今后我们还是要完善市场取向改革，但不搞过度市场化；我们还要搞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创新，但不能搞私有化；我们需要培育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是我们反对建立一个不讲计划、没有国家强有力宏观调控的自由市场；我们欢迎外资、利用外资，但要对外资有所限制、不能被外资控制；我们反对行政垄断，但不能以反垄断为名，限制公有制经济的公平发展；我们拥护政府让利于民，发挥民营经济的活力，限制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但并不是支持政府让利于少数人、少数大资本所有者，扩大贫富差距；我们赞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并不是说我们要削弱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和计划导向的能力，而是要改善和提升国家管理经济的水平。
    总起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仍然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学家一定要有立场、观点和方法”

中国经济时报：从1941年您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算起，您已经与经济学打了72年交道，可以说，学术成就卓著。作为经济学界老前辈，您有什么治学心得可以分享给后学们？
    刘国光：我的心得很简单，就是经济学家一定要有立场、观点和方法。现在这种说法好像不大时兴了，但我认为这三点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坚持什么立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这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
    前几天，我在中国社会科院马克思主义青年学术沙龙上还对青年学者讲到了这一些，并对他们提了三点希望：一是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时刻关注当前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二是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多搞调查研究；三是勇于跟错误思想作斗争，敢于对社会的弊病进行批评，善于为国家发展提供良策，积极担当社会责任。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得体会吧。（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