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窄化社会诚信

目前，对于诚信与信用，存在概念使用的含混现象。尽管二者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但不能混用，尤其不能把诚信直接等同于信用。诚信与信用至少有三方面的区别：在概念的外延上，虽然诚信与信用都是指承诺与践约的伦理关系、规范要求和行为品德，但诚信泛指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由承诺形成的伦理关系，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研究、公共生活等领域中与承诺和践约相关的一切伦理关系，同时也包括人们对社会理性凝结出的制度的遵守而形成的特定伦理关系。信用主要是指经济活动领域中，出于对承诺的信任而以一定的利益让渡和偿还为条件而形成的经济伦理关系。在强调的侧重点上，诚信不仅看重人们对承诺、合同遵守和践履的结果，而且也强调对诚信道德规则本身的认同和自觉服膺，具有德性伦理的特质。信用更看重行为结果的合规则性，即是否实际履行了承诺或合同，而不追问人们履约动机是出于道德责任还是出于免除惩罚的利益考虑，具有功利主义的后果论特征。从文化传统来看，诚信延续了中国传统道德德目，强调“诚”是“信”的道德基础，行为主体具有“诚”的内在品质和信念，才会有“信”的价值取向和外在行为方式，即诚于内，信于外。信用更具西方德目的传统，偏重守约行为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更注重外在制度的规约与惩罚。显然，把诚信等同于信用，是对诚信的窄化，不利于我国的社会诚信建设。

不能单纯移植西方社会信用制度

目前，虽然政府和学界都在研究我国社会诚信建设问题，但总体来看，基本处于探索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西方信用制度的片面“移植”倾向。一些学者在对我国传统诚信德性伦理局限性分析的基础上，陷入诚信契约性质的西方化话语体系，把社会诚信制度直接等同于社会信用制度，一味推崇法律制度的外治作用而忽视诚信德性的内在规约性和心灵的精神特质。

西方主要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市场体系完善过程中，基本上建立了规范政府、企业、个人不同主体的信用制度。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建设经验表明，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是市场体系完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较为完备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自然可以为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诚信建设所借鉴。但借鉴不等于照搬或移植，从发达国家借鉴良好的法律法规，若要它们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还需在借鉴过程中进行批判的吸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还有，诚信与信用的区别表明，社会诚信制度是比信用制度更具广泛社会意义的概念，可以把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作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能完全用西方的“信用制度”取代“社会诚信制度”。

要注意社会信用法制建设的渐进性

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包括两大部分，即信用管理的核心法律法规和影响信用管理的外围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建设处于起步期，迄今为止尚无专门的全国层面的信用法律被制定和颁布，只有部门或地方性的法规，同时还需要对信用管理的外围法规进行修订。显然，加快信用立法，改变信用法律的缺位状态确实是当务之急。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能急躁冒进。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二战之前，市场经济就有了相当的发展，且存在着一定范围的赊销交易和地方性的少数信用管理公司，但其信用方面的法律则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制定颁布的。到目前为止，美国信用和征信相关的基础法律、信用管理相关法律和信用投放相关法律共20部。由此可见，信用的法制化，不是一个法规问题，而是一个法律体系。因而，可以预测，我国的信用法律体系的建立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但在正式的法规颁布之前，可先用行政性法规或指导性意见等过渡性条文给予规定和指导，以解决信用法律的现实迫切需要问题。

不要弱化社会诚信的思想道德教育

我国社会诚信建设，应该坚持德法并重的原则，既要尽快建立和健全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制度，也要注重个体诚信德性的内在规约力和向善力，以达到德性伦理的内规与制度伦理外治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诚是守信的道德基础，只有内心诚才有信，否则就会沦为空伪。市场主体对合约的遵守，除了需要法律的威慑外，更需要社会成员具有道德自律和良知，能够坚守信用道德律令而不投机牟利。相反，一旦人们内存贪欲，毫无诚实之心，再完备的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也不足以遏制人们伺机失信作恶的行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出现的各种诚信危机也说明，光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外在规制是不够的，还要有人的良心、道德信念和德性的内在约束。一旦社会成员缺乏道德良知的守望，再健全的法律制度，也难以阻遏失信的欺骗行径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