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建设是社会基础工程，城市则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关键环节，在信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

36岁的北京白领任长歌带着全家去三亚旅行，凭着自己的芝麻信用分，他一分钱酒店押金都没有付，酒店里的各种餐饮和娱乐项目也都可以先使用再付费。和“信用住”一样，许多领域开始尝试以信用替代押金。据蚂蚁金服估算，截至目前，免押金租车、租房等，合计为用户免除的押金已经超过380亿元。在医疗、交通、政务等领域，先享受服务后付费、信用认证免跑腿等模式都在兴起，信用正在从无形变得有形。

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然而，根据市场研究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数据，我国的信用体系覆盖度约为35%，相比美国92%的覆盖度有较大差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也透露说，包括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村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在内，被列入“老赖”名单的总量高达5000多家。“尽管目前已有3800多家履行了义务，但这依然暴露出一些政府机构对信用缺乏重视的形势十分严峻。”

一面是蓬勃兴起的服务创新，一面是亟待破冰的种种困难。信用城市建设如何“破题”？

制度框架基本完备

“国有重托、业有热盼、民有合力，信用建设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连维良表示，从目前来看，国家层面的信用建设制度框架已基本完备。

过去3年，国务院曾多次发布顶层设计文件，进行指导和鼓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其中，2014年6月份颁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是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纲要指出，要以推进诚信文化建设、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为重点，以推进行业信用建设、地方信用建设和信用服务市场发展为支撑，在全社会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浓厚氛围和良好的信用环境，使诚实守信成为全民的自觉行为。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都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去年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6个对信用建设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改革性文件，4次审议信用建设相关议题，要求充分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手段，推动信用信息公开和共享，加大对诚实守信主体激励和对严重失信主体惩戒力度。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加强信用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信用建设工作推进日益深入。连维良介绍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已全面实施，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39个部门、所有省区市和37家市场机构等各类信用信息约33亿条，“信用中国”网站日访问量突破500万人次，联合奖惩机制迅速扩围，已累计签署25个备忘录。此外，一批社会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以及高校组织等纷纷加入信用共建队伍，信用建设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共识与支持。

在城市层面，全国43个城市分两批，成为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城市。2015年8月份，沈阳、青岛、南京、无锡、宿迁、杭州等成为第一批示范城市，2016年4月份，北京海淀、上海浦东、广州、深圳、苏州等32个城市（城区）成为第二批示范城市（城区）。

创新瞄准可信有用

中国政府网近日发布的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被评为最具网民获得感的“放管服”十大举措之一。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城市是先行先试的重要阵地。城市管理者对信用服务的尝试“百花齐放”。浙江省常务副省长冯飞表示，拿浙江杭州、温州、台州和义乌四个国家信用建设示范城市来说，就分别探索了“信用城市”“信用 金改”“信用 服务”“信用 商贸”等治理模式和监管方式。

但是，怎样的信用服务最受欢迎？苏州市副市长吴庆文认为，信用惠民的深度最为关键。“苏州推出了融汇‘数据 模型场景’的市民信用评价产品‘桂花分’，应用到免押借书、办事绿色通道等场景，让1300万苏州市民感受到了信用带来的便利。”广东惠州市副市长胡建斌同样认为，信用服务要落到实处。惠州建设中介超市时，要求中介机构必须提交信用报告并且无不良信用记录，在入驻环节，有53家中介机构因不良信用记录不予入驻。

实实在在的信用服务，让市民和企业也开始珍惜自己的信用。来自蚂蚁金服的数据显示，目前在100多个城市，市民可以根据信用分，免押金使用共享单车。引入信用的共享单车平均骑行人次提升了50%，更重要的是，租金欠款率下降52%，丢车比率则下降46%，对于共享单车的风险控制来说，信用似乎比押金更有用。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告诉记者：“无论信用城市的服务从哪个点切入，最后的评价标准都是老百姓和普通企业的感受，你的服务是否质量提高，人们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是否变得更方便。”

从这样的标准来看，未来信用城市的服务创新聚焦在两个点：一是可信，二是有用。

从可信的角度来看，连维良表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是信用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平台中信息数据的丰富程度、质量水平直接影响城市信用建设的深入程度。冯飞表示，要想信用数据“可信”，就要致力于突破信用信息数据“孤岛”和信用信息缺失的瓶颈。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则告诉记者，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让城市管理者能够实时全面动态地掌握信用的趋势。

从“有用”的角度来看，信用有形，信用有价还来自于多种应用的“落地”。在连维良看来，联合奖惩是信用建设的核心机制。城市政府要贯彻落实好国家层面已经出台的联合奖惩备忘录，并且对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进一步在所有重点领域建立起联合奖惩对象名单及管理办法，细化联合奖惩措施，并嵌入平台系统，信息化地执行落实。真正构建起“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的联合奖惩大格局。同时，在市场上包括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个人征信试点机构，以及百度、网易、360等相关机构则在尝试打通数据成立“信联”。

多重瓶颈仍需突破

不过，在信用城市建设上，依然有不少瓶颈亟待突破。

在连维良看来，目前城市信用建设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依然比较明显。“比如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方面，沈阳第一个全部完成全市33万个体工商户换码工作，贵州、河南、湖北3个省也已全面完成，但相当比例的城市尚未启动这项为市场主体明确‘身份证号’的重要工作。297个副省级和地市级城市中，仅3个城市没有重错码，超过一半城市的重错码率在1%以上，甚至有2个城市达10%以上。在信用网站建设方面，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信用网站已向社会提供信用信息查询，发布信用承诺、信用警示、红黑名单、联合奖惩典型案例等信息。但还有1个省会城市、83个地级市和286个县级市没有开通信用网站。”

在章政看来，这种不平衡和差异性，将直接为未来社会信用信息的共享带来困难。“各个城市的数据指标涵盖范围差异很大，在信息采集的过程中，本身的规范和标准不统一，更新速度也不统一。这样一来，无锡评的信用分数，拿到杭州来可用吗？杭州可用的分数上海是不是认可？如果信用分数不能互联互通，不能完全共享，将极大地影响应用的丰富和可用程度。”

除此之外，用户的隐私保护能力建设也必须提上日程。章政认为，信用服务越发达，越要保护隐私。“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使用信用信息必须要经过本人同意，同时要形成制度来防范隐私泄露。”在彭蕾看来，隐私保护同样是市场化机构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石。“没有过硬的隐私保护，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就无法安心地使用信用服务，隐私保护需要强大的技术能力和风控能力，比如对数据的脱敏，严格的加密和授权，乃至对异常情况的实时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