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骑自行车上班的高蓓(化名)没有想到，自己逐日积累的芝麻信用分有一天还能派上用场。

去年年初，高蓓下载了一个“北京市公共自行车”APP。她惊喜地发现，如果将其与“芝麻信用”关联，可享受免押金骑车服务，这为她节省了100元的押金支出。

半年以后，高蓓的“小惊喜”遍地开花。她在支付宝“芝麻信用”里发现了60多项可使用的信用服务，涵盖借还、出行、通信、租房等多个领域，例如，免押金租充电宝和手机、免押金骑ofo小黄车、免押金租汽车、“付一押零”信用租房……

“芝麻信用分越高，能租赁的服务就越多。”高蓓笑着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这种信用租赁模式，会让每个人更加爱惜自己的个人信用。”

曾让“高蓓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个人信用，正在逐步“变现”，成为她们的“第二张名片”。凭借信用，实现“以租代买”的信用租赁模式，逐渐渗透各类消费场景。闻风而来的，还有各类资本玩家，他们抢滩布局各个领域，撕开了信用租赁的风口，成为消费金融的主力军。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互联网金融事务部主任左胜高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所谓信用租赁，实际上是以“信用”取代传统的“押金”模式，凭借信用换取使用权，将信用作为门槛，以信用为王，让有信用的人享受品质生活，是一种“信用经济”。

但这种新模式异军突起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资本玩家们是如何在这片蓝海中“掘金”的?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

租机：营销成分居多

将信用租赁赋予了最大想象力的，是手机3C领域中的“租机”模式。

法治周末记者发现，仅支付宝一个流量入口，就已接入了5家提供信用租机服务的平台——机蜜、趣先享、享换机、乐租和估吗租机。

2016年5月，机蜜上线信用租机服务。在上线当月便收到了74名用户发起的订单。次月，订单数量翻番。随后，机蜜接入支付宝，订单量逐日飙升。在iPhone X首发前夜，机蜜CEO奚孟在微信朋友圈写道:“iPhone X上线半个小时，订单超过了1万。”

曾在2016年年底“试水”信用租赁的爱回收，也尝过租机的甜头。“那是爱回收推出的半营销性质的信用租赁活动，那一次推出了1000部iPhone 7/7Plus，半天时间就抢租完了。”爱回收一位田姓工作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以在乐租上租一部iPhone X为例，0首付，免押金租赁，每月399元租金，10个月起租，无手续费。芝麻信用满550分，可使用蚂蚁花呗预授权租赁；芝麻信用达到750分及以上，可免密支付，即支付宝代扣。手机在租用期间提供免赔保障服务，手机磨损或坏了以后有保障。在租赁到期后，用户可以退租或支付尾款“买断”手机。

此外，法治周末记者打开芝麻信用，在“信用生活”页面中看到，还有免押租数码、免押租净水器等业务。

“手机3C类的信用租赁，多半是将这种模式作为一种营销方式，最终的目的是刺激租户购买。但手机品类缺乏精品，适合租赁的不多，或许这种模式只会成为各个厂商的一种尝试。”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对法治周末记者称。

租车：想象空间很大

信用租赁的另一个应用场景，是汽车领域的租车服务。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汽车融资租赁模式便已出现。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汽车经营租赁逐步发展:供货商为了扩大销售额，先将汽车租给承租人，两年以后再将汽车的产权转移给承租人。

“融资租赁实际上就是以租代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亚太地区合规总监陈立彤对法治周末记者称，租赁不仅能提升新车销量，还能促进二手车业务发展，促进汽车市场形成良性交易闭环，增强汽车市场的流通性。

刚拿到驾驶证的郭亮(化名)就对信用租车跃跃欲试。

他向法治周末记者盘点道，已经上线“免押金租车”服务的，有一嗨租车、安飞士租车、首汽瑞卡、神州租车、大方租车、租租车等，这些公司普遍支持“快速预订、极速取车”，车型丰富，并且如果芝麻信用分在650分及以上，还可申请免预授权。

“5000元免预授权额度可是一笔不少的费用，这样也减轻了租车和买车的负担。”郭亮说道。

专注于汽车融资领域的投资人陈新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同样一台车，信用佳的客户不仅可以省下30%至40%的首付，还可以享受更为低廉的租金。

如今，不仅是商业银行、汽车厂商、经销商等汽车金融“老”玩家，二手车电商、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新参与机构也陆续进入汽车金融市场。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弹个车的母公司大搜车，完成了1.8亿美元的D轮融资；易鑫汽车获得腾讯、百度、京东等共计9.5亿美元融资；花生好车也获得了京东金融的战略投资。

花生好车公关部工作人员赵文圣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花生好车在天猫旗舰店的租赁会参考支付宝芝麻信用分审核，但线下门店尚未采用信用租赁的评判模式。

“这些公司推出的汽车融资租赁产品，以消费理念超前、积累芝麻信用分的年轻群体为主要受众，以天猫商城、手机APP等平台为渠道，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既然名字里有‘租赁’二字，即使是贷款购车，也能推动租车业务，形成成熟的经营性租赁市场。”陈立彤直言，“但这种信用融资租赁的普及程度并不高，不过对于未来的共享出行来说，想象空间巨大。”

租房：或存在“水土不服”

对于生活在都市的人群来说，租房费用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押一付三”“押一付六”，甚至“押二付三”“押三付三”。

信用租房模式的推出，给人们带来了期待。

前段时间，长租公寓品牌自如宣布，无论是新签约的新租客还是在住的老租客，凡是自如信用分达到100分，没有任何负面记录的，均能享受租住自如房屋100%免押金的信用权益。

去年10月，支付宝称，将有超过100万间公寓正式进驻支付宝，在上海、北京、深圳等8个城市推广信用租房，芝麻信用分若超650分，便可享受免押金、房租月付服务。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接入支付宝的主要是连锁品牌公寓魔方及租房服务商蘑菇租房，通过服务商接入近百家品牌公寓，如welike、朗筑公寓等，其中信用租房的房源占比约15%。

随后，腾讯信用联合深圳市住建局推出租赁市场信用体系，满足腾讯信用分650分以上的租户，可购买信用免押险，享受免押金入住。

这似乎意味着，传统的租房惯例将被改写。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称，信用租房引入信用模式，通过免押金捕获市场需求，通过除押金以外的其他信用增持得出租房信用，是一种创新的生产方式，但信用租房可能会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押金虽然能起到担保信用的作用，但房东会对免除押金没有安全感，租赁企业也减少了周转资金，而且房东或者运营租房的企业通过芝麻信用分对租客的牵制力很弱小。

准备尝试信用租房的文晴(化名)在不同的租房APP上浏览一圈后发现，其实信用租房可选择的空间较小，很难挑选到心仪的房源。

她认为，房源少的原因，是信用租房几乎不可能向个人房东推进，因为租户使用信用租房的违约概率大，甚至超过获客成本，产生坏账的数据可能很大，对个人房东或企业而言不合算，更像是“鸡肋”。

掘金术：激活“残值”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信用租赁崛起的根本原因源于法律上的物权现象。

根据民法总则与物权法的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以及担保物权。对于租赁物而言，一般涉及的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而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由此可见，使用权能是所有权的一部分，而这部分的权能是可以让渡的，即所有权人与享有租赁物使用权的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租赁物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导致信用租赁的诞生有了依据。”肖飒说道。

左胜高则补充道，“90后”等新生消费主力军的壮大和崛起，信用价值在日常生活各类场景中的挖掘和提升，共享经济的发展，大数据的应用等都是信用租赁兴起的主要“推手”。

那么，信用租赁究竟是如何盈利的?

左胜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手机、汽车等信用租赁，主要依靠二手商品的“残值激活”，从挖掘二手商品剩余价值入手来获利；信用租房则主要依靠降低空置闲置，提高利用率来获利。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在欧美国家，运营商、品牌商和回收机构会联合组队，推动用户回收，回收率高达30%，但我国的回收率仅为2%左右。

“租赁模式将废弃在箱底的‘残值’激活，让用户和租赁平台可共同分食这部分利益。”肖飒解释道，一般情况下，租赁者租期到期后，会选择是否购入租赁物，对于不再续租的，由平台方对该租赁物进行回收，从而再进行分类利用，要么作为二手租赁物继续租赁，或作为二手产品出售，或采用其他途径对产品的残值进行利用，进而获利。

难题：如何控制不良率

信用租赁，一方面有广袤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却隐匿着多重暗礁。

据赵文圣介绍，基本上每个汽车金融公司都有催收部门。设置该部门的原因，是因为有些租车者可能存在不还款、不退车的行为，而一旦该行为发生，催收团队便只能打电话或者根据在车上安装的GPS定位前往车辆所在地，对租车者进行催收。

“汽车融资租赁产业主要存在信用风险，即承租方租赁车辆后，故意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按时或全额支付租金，造成出租方无法如约收回车辆成本和相应利息收入。信用风险除了跟承租方自身的企业信用有关系之外，有时也和出租方在授信时的主观判断有关。因为全社会的授信系统还未达到透明化，目前大多数融资租赁企业在进行承租方的授信审核时，往往只能凭借承租方出具的财务报表、银行流水、各种证件照和个人信用平台进行审核，这种审核带有主观性，可能会漏掉看不到的信用危险。”陈立彤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人车失踪的情况在汽车融资租赁业时有发生，不仅承租方失踪，连带标的物也失踪。”

北京信用担保协会原会长李世奇同样认为，信用租赁的核心问题是信用体系的问题，即如何真正掌握租赁人的信用状况。

从目前的行业现状来看，大多数平台所采取的“信用”分，均以某信用平台的分值为依据。肖飒表示，实际上此类评分与银行类的征信信息不同，并不能完整有效地反馈出租赁者的各类信用状况，从而使得租赁商在对客户的评价上可能产生一定风险，甚至陷入风控难题。

李世奇对法治周末记者称，在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用无抵押的小额贷方式搞信用租赁不太适合，因为它实行的是高利率，而用高利率(高收费)的方式来覆盖风险，在客观上增加了信用较好的租赁者的负担。

“只有有效控制住风险，出险率才会降低。将不良率控制在1%以下，扣除经营成本后，信用租赁企业才能实现盈利。相反，如果不能确切掌握租赁人的信用状况，那么风险发生的概率会偏高，就不会有盈利。所以，关键是控制不良率。”李世奇说。

此外，在左胜高看来，租赁物的损耗程度、二手残值余值的挖掘和变现能力、大数据应用如何提高等，都是隐藏在信用租赁行业里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