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府部门已手握一块涉及百余万企业、两千万市民信用状况的“拼图”，据此，他们有机会更精准地提供公共服务，并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不久前通过的科创中心建设“22条意见”，以及其后的首份落地政策中，信用管理制度都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说，上海正借助信用体系完善创新生态。

告别“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作为“22条意见”的首个落地政策，市工商局近期显著放宽了对企业变更股东的管制。敢于为创新“放手”，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新的治理工具。新政中写明，假如企业在股权变更中被发现造假，除了被吊销执照，还可能会在一个市级信用平台上留下污点。

由政府牵头建设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运营方——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主任余文凯告诉记者，平台目前已归集了分散在99个公共机构（政府、法院、社会团体、公用事业单位等）的信用相关信息。如果企业或个人在某个机构处有过失信行为，如受过行政处罚，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或恶意欠缴水电费，其他部门就能在几秒钟内通过网络查询到该信息，进而触发跨部门的联动惩戒。同时，借助信用平台，政府部门能为企业或个人绘出一张“信用画像”，据此可以精准配置行政资源和公共服务。

上海市征信管理办公室的赵晓峰告诉记者，在缺乏后续手段的前提下，政府简政放权很难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两难境地。而现在，信用被证明可以担当重任。

上海市酒类专卖局是最早一批借助信用体系探索管理新模式的单位。该局在全市一共只有150多人，面对的是5万多家酒类批发和零售企业。由于人均要管362家企业，副局长居新平说：“全年无休也管不过来。”

酒专局的一大职能是维护市场秩序，打击假酒销售。去年底至今，他们在自贸区尝试信用管理模式，通过与公共信用平台等合作，研发出一套信用评价模型，提取来自食药监、司法等部门的信用信息，对酒类企业进行信用评级。执法人员出发前，根据信用评价结果，就能制定巡查计划，对合格企业“松绑”，对高危企业“紧逼”。居新平说，试点效果很不错，执法效率大大提高，下半年将推广到全市。

简政放权带来“信用黄金期”

赵晓峰告诉记者，上海谋划信用体系建设的历史超过十年，此前更多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推进，但一度遭遇瓶颈，直到近期，才真正突破了瓶颈，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阶段。究其原因，就在于市政府牵头主导后，信用体系建设被当作了推进简政放权的突破口和核心手段。

两年前，公共信用平台开通试运行，正式建成距今也才一年，这一节奏落后于部分其他省市。然而，目前该平台已掌握3400多项、3亿多条信用数据，涉及100多万法人机构、2400万常住人口。无论是所归集的信用信息数据量、信息来源广度，还是数据的质量，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发展速度，反映出上海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的决心和执行力。

余文凯说，如果说过去各级政府部门是被催着、赶着“用信用”，现在则恰恰相反，越来越多部门主动与平台对接，积极关注如何用信用支撑自己的业务。据统计，目前，上海已有超过50个政府或公共机构向平台提出了超过540个应用需求，已启动的深度应用项目从一年前的10个骤增到50个以上。而且，越需要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的机构，对信用越是期待。

不久前，张江高新区启动了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创新生态优化行动，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出企业信用管理等八大公共服务计划。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曹振全说，我们在信用体系上的差距制约了创新创业，这需要政府和社会携手，做好信用评估和动态管理。而作为体制机制创新“重镇”，上海自贸试验区已对区内数万家企业和高管进行了信用查询，形成了信用风险清单；目前，随着自贸区扩区，更完善、更细致的信用管理规则也在制定中。

推动“权力减法”的关键要素

在普通人看来，“信用”的概念通常与“黑名单”“惩戒”等关联，似乎它就是被政府用来治理、规范经济社会秩序的工具。然而在上海，这一成见正在被打破。

几周前，上海在全国率先发布了三张“信用清单”，从而在信用制度规则的订立上又迈出重要一步。表面上看，三张清单似乎有助于发现、惩戒失信行为，但赵晓峰表示，背后的政策意图，更主要的是约束政府。

简单来说，三张清单中的“信用数据清单”，意在推动各级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封闭，尽可能充分地执行数据公开；“信用行为清单”试图为判定不同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设下统一标准，从而收窄相应主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信用应用清单”详尽地列举了哪些行政事项必须查信用、用信用，它相当于一份阳光行政承诺书。

“用权力的减法换取创新活力的加法”，这句话正在上海收获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个“减法”很难，好在信用体系建设正在成推动这一转变的关键。静安区委书记孙建平认为，它有理由与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等一道，成为科创中心建设的基础环境。

赵晓峰告诉记者，下一步，上海将用更开放的姿态和更市场化的方式，探索政府信用平台与金融、互联网机构等对接，让信用与创新之间产生更强烈的“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