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营商环境，一方面要大力扶持企业发展，一方面要防止野蛮生长，信用，就是一道底线。

迄今，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已实现全市200万法人、2400万自然人全覆盖，以及市、区两级政府部门归集全覆盖，各类公共信用信息累计3.2亿条。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一旦失信，就会上征信“黑名单”吗？主动纠正失信行为，失信记录还能删除吗？

昨天下午，《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执法检查聚焦“信用修复”。一系列制度设计专为惩戒失信、激励诚信量身打造。

非“四类情形”

不会进入“黑名单”

征信“黑名单”，不是闹着玩儿的，上了“黑名单”结果会怎样？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2018年，上海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7.5万例，限制出境2455人次，限制乘飞机、高铁等高消费14.1万人次，限制购买不动产455人次，司法拘留1330人，追究拒执犯罪38人，3.3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迫于压力履行义务。

一旦失信了，就会进“黑名单”吗？不少初次开办小微企业的创业者，很担心这件事。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进了“黑名单”，别的代价先不说，单单是银行贷款，就够头疼的，小微企业原本就贷款不易，如果失信，更是雪上加霜。

幸好，“黑名单”不是一个筐，不会啥都往里装。一个共识是，对严重失信行为，应当有黑名单制度，既警醒了当事人，也放大了当事人的失信成本。而且，黑名单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联动惩戒机制，是让社会各界都参与对严重失信行为的制约，共筑“诚信长城”。与此同时，一种担心却是：黑名单，本身是一种评价行为，应当仅限于内部使用，一旦对外公开，难免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权、名誉权。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失信严重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被列入黑名单，立法应当给出明确规范；如果涉及信息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也应该给出明确规范。

“黑名单”，要用就要用得有的放矢。为此，地方立法给出了层次分明的制度设计。

首先，立法明确了严重失信“黑名单”的门槛，若非四类情形之一，不会进“黑名单”——

严重损害自然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

有能力履行但拒不履行、逃避执行法定义务，情节严重；

拒不履行国防义务，危害国防利益，破坏国防设施。

说得更明白点，跟四类情形对应，有些个“失信面孔”，公众不陌生——开火锅店用地沟油，卖假药危害公共健康，还有“老赖”等。在依法处罚之后，“黑名单”，这些人不能不上。

严重失信，上了“黑名单”，后果很严重。立法授权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采取“特别惩戒”措施——市场和行业禁入，限制金融活动，限制高消费，限制公共政策享受，限制任职资格。

2018年，上海高院加大失信惩戒力度，联合市发改委、公安、税务、房产等45个单位采取11类43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以及出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均予以限制。

幸好，多数失信行为，尚属不严重，够不上“黑名单”。值得一提的是，申城首创了“公共信用信息归集目录管理制度”，避免了无序乱归、信用滥用，也让“黑名单”不会变成一个筐。同时，创设性提出，一旦拟纳入信用信息目录等事项存在较大分歧意见，或者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就要组织评估和听取公众、专家意见。

信用修复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一家企业，准备上市，万事俱备，却因为“拖欠养老保险”不良记录，严重影响上市融资。

企业觉得委屈，养老保险没少缴啊，怎么就进了信用异常名录？社保部门核查发现，因为企业人事主管出差，导致社保费用划转支付超过系统默认的缴纳时间，被系统自动视为欠费，一条不良信用信息，由此出炉。如何补救？企业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材料，有一年来的社保缴纳记录、补缴记录，还有信用信息修复申请。监管部门完成审核程序，在征信系统中，这家企业拖欠养老保险的不良记录被修复。上市，总算没有泡汤。

“信用修复”，关键时候，作用关键。目前，上海市信用平台日均查询量超过5万次，实现与国家公共信用信息系统、16个区公共信用信息子平台、7个重点行业子平台的互联互通，支持部门间、区域间信用合作。

一家企业的信用信息，在这个平台上处于什么状态，企业可查询，因为有法定知情权。一旦发现信用信息记录不对劲，无论是错记、漏记，还是侵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都可以向平台提出异议，因为有法定异议权。

在知情权和异议权之外，更要紧的是，如果失信者主动纠正了失信行为，是否允许“信用修复”，消除失信记录？

在立法过程中，这也曾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立法议题，观点可谓针尖对麦芒。

一种观点是，如果改过自新，也不能消除不诚信记录，只会让人破罐子破摔，根本有违征信制度促进社会诚信的立法初衷。

另一种是，如果征信记录可以改写，那就好比为失信者打开了可以来回穿梭的“制度之门”，与其有空可钻，不如不开这道门。

立法平衡各方观点，明确“失信主动修复权”，鼓励信息主体积极向善，引导失信者改过自新，在失信信息查询5年有效期内，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利影响，失信信息可从查询平台上删除。

只不过，为防止“修复权”的滥用，条例还明确修复必须要获得原失信信息提供方的认可，原失信信息提供单位要向平台出具书面信用修复记录证明。

无论如何，失信，再修复信用，都是要消耗“信用成本”的，耗时越长，成本越高，小微企业更是等不起，万一不小心失信了，那就赶紧修复了，清白才轻松。

信用承诺

记录越好收益越大

好名声，也是能带来收益的。维护好信用，信用记录越好企业收益越大。

迄今，上海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已推出“征信互认银税互动”“公共信用助力贷款担保”，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目前，上海银税互动签约银行60家，截至2018年底累计发放各类银税合作产品贷款358亿元，为小微企业节省利息成本及抵押、担保费用约1.8亿元，较好地实现了“企业有发展、银行有效率、纳税更诚信”的良性互动。

同时，申城信用建设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广泛推行“信用承诺制”，信用承诺对象——无论是企业法人、事业单位，还是社会团体、自然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以及社会信用体系规定，对行政审批要件的真实性和违约责任作出公开书面承诺，承诺资料不作假，经营不作假，守合同重信用，以此引导全社会的信用意识。

有了“信用承诺制”，上海各区、各部门结合“一网通办”，先后对165项行政审批事项实施告知承诺，持续减少各类办事证明，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16年以来，每年通过告知承诺实现当场发证40万-50万件，大大压缩了行政相对人的办事时间。比如，上海市文广局对企业办理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实施告知承诺，办证时间由原来的20个工作日压缩至当天；浦东新区在实行告知承诺制后，所有审批事项的平均办结时间较法定平均办结时间缩短了90%，较2017年压缩了50%，信用助推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作用，可见一斑。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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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城市 信用先行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我国第一部社会信用建设综合性地方立法，迄今实施2年。

卓越城市，信用先行。上海要迈向全球卓越城市，如果没有积淀没有底气，便难有如此宏大目标。上海社会信用建设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首家民族征信机构“中华征信所”就成立在上海，新中国第一家信用机构“远东资信公司”成立在上海，央行金融数据库也落地在上海。从硬件上看，上海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人口库的建设等都走在全国前列。从制度供给看，除社会信用地方立法开全国先河之外，上海也曾最早出台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的政府规章。

但要对标国际最高水平，上海的差距又在哪里？

信用，关键在“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是信用发达国家，信用应用广泛，个人和企业失信，一定寸步难行；信用产业发达，评级机构标普、穆迪如果下调主权国家的信用评级，都会造成巨大影响。与之相比，上海社会信用建设才刚起步。至今，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还不能做到信用信息全部接入，市场信用信息还不健全，有些领域失信者违法成本太低，失信惩戒还开始在少部分领域初露峥嵘——比如，司法领域制裁失信被执行人，而在其他领域的诸多应用尚待开拓。

不妨，看看那些成熟的国际标准是否已结合上海实际实现本土化。比如，如何让公共信用信息、市场信用信息形成闭环，让失信者无处藏身；比如，如何让各类惩戒措施形成合力，让“老赖”们因为失信成本巨大乃至根本不想动“赖”的念头；比如，让信用服务机构实现平等准入，让数据信息加工、行业扶持政策充分与国际接轨。

上海社会信用建设，不会“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而会摸清制度供给、具体操作中距离国际水平的差距，明确未来发展方向，让信用体系充分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改善，让信用真正“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