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李想 侯帅 曲一歌

   “Oliver Hart！”“Bengt Holmstrom！”瑞典皇家科学院10日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以表彰他们在契约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

   “现代经济离不开无数合约，”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写道，两位经济学家创造的新理论工具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制度及合约设计中的潜在缺陷具有价值。

市场经济呼唤契约 契约理论“瓜熟蒂落”

   “契约二字看似简单，但有着深刻的内涵。”国家总部经济课题组研究员邱仰林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契约理论是在特定交易环境下，不同合同人之间的经济行为与结果，通过假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交易属性，建立模型来分析并得出理论观点。

   纵观市场经济发展历程，没有契约理论就没有市场经济。无论微观经济基础，还是宏观经济框架，都离不开契约理论。两位学者的贡献就在于从市场经济实践中总结出解决契约理论的最突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而进一步推进现代市场经济发展。

   邱仰林表示，“契约理论是一个分析契约制定中各种问题的综合性框架，在这个框架内，诸如高管人员基于绩效的薪酬、保险中的免赔与自付、公共部门活动的民营化等问题，都可以用契约理论来解决。”

“社会分工形式的不断强化，理论上给我们创造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的空间，但现实情况下，它又派生出复杂的利益冲突关系。”安邦咨询合伙人、高级研究员唐黎明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契约的本质是对各方利益的平衡，最终形成共赢的格局。

   事实上，契约理论作为迅速发展的经济学分支之一，近30年来一直处于不停的整合过程之中，形成了从不同侧重点的理论学派。

   1937年，科斯开创了企业主流契约理论先河，提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的命题。随后，威廉姆森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最具影响的是交易费用理论和代理理论。前者的重点仅限于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后者则侧重于企业的内部结构与企业中的代理关系。

   霍尔姆斯特伦是“完全契约理论”的奠基者。他认为，“完全契约理论”是一种理想性的契约，这源于其假设前提是：契约双方都是理性的，且契约和履约的环境都是完全竞争市场。

   而哈特发展了契约理论中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并提出契约不完全的原因：第一，理性是有限的；第二，绩效的组成部分和衡量绩效的标准很难界定；第三，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隐蔽信息等行动。

   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今年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在契约这个常识性命题上，有各自深入的研究，也有深奥的模型探究。但共通的是，无论全球市场如何复杂多变，要维系常态的市场运行，都须遵守契约理论。在全球经济仍充满不确定性、全球市场荣损与共的形势下，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遵守全球秩序的相关规则，恪守契约精神，是确保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并真正实现复苏的关键。

   “契约理论的获奖，可以看作是评委会非常‘应时’的选择。”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两位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主要侧重在制定“契约”时，组织和个人如何平衡经济活动中供给与需求、风险与动机这类问题的分析上，其中涉及到保险索赔、薪资、财产权的设计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现代经济的运营模式非常重要。尤其在反思金融危机本质和探索世界经济复苏有效方法的当下，其政策指导意义，我认为甚至高于理论价值。”

   对此，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肖文也表示认同。她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英国脱欧等事件持续性地给世界经济带来波动，今年诺奖颁给研究契约理论的两位学者，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世界经济复苏最根本在于完善发展环境的契约机制，通过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设计出更为和谐、合理、有序的发展机制。“这既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时代的需要。”

借鉴契约理论 建设信用社会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搜索引擎输入“契约”二字，跳出的第一条解释便是“守信用”。

   “信用关系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是现代的契约信用。”《信用、契约与文明：基于实证研究的角度》一书也这样表述。

   信用不仅属于道德范畴，更是市场契约。历史与世界经验告诉我们，小到市场主体，大到国家经济体，没有契约，就没有信用，而没有信用，就会乱象频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震塌了一个常规世界，大规模违约折射出的是社会信用恶化、监管缺失、市场混乱、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系列问题，最终也引爆了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信用危机。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三角债”拖垮众多企业、集资卷款潜逃等事件引起各界对信用建设滞后的反思，社会信用建设开始走向“前台”。契约理论、契约制度与契约精神对我国社会信用建设同样有重要借鉴意义。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是‘十三五’时期的重要规划，这其实也是要在中国构建契约精神。”唐黎明表示，国家已经在社会信用体系顶层设计方面作出规划与构建。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在若干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要进展。比如，建立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目前已连同公安部、工商总局、海关、税务、证监会等37个部门和省区市累积信息37亿条，19个省区市建立了省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又如，开通信用中国网站。据了解，网站归集对外公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600多万条，为社会提供“一站式”信用信息查询。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实行重点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监管；通过建立守信“红名单”和失信“黑名单”联合奖惩。截至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出台1个联合激励备忘录，针对A级纳税人的联合激励，涉及29个部门、41项激励措施。6个联合惩戒备忘录，分别针对失信被执行人、失信工商企业、失信纳税人、失信上市公司、失信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和责任人、环保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最多的涉及44个部门、90多项惩戒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企业、个人的信用体系建设以外，对政府的信用体系建设也至关重要。可以设计一些指标，如地方债务占GDP的比例、烂尾工程数量、大型基建的规划完成率等，让公众能够更直观地看到对地方政府的信用评价，也便于各地在招商引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改善投资环境。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个体、企业和政府，这三方缺一不可。”唐黎明说。

   肖文表示，一方面，监管者应当从契约精神出发，设计更加合理的监管体系，营造公平有序的社会竞争环境。在此过程中，不仅是企业和民众，而且政府也需要有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契约精神的宣传，使得社会成员能够全面建立起契约意识，将行为规范于社会信用体系之内，由此从本源上打造更为牢固的社会信用体系。

应用契约理论 推进供给侧改革

   专家学者普遍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任务。契约理论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环节，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邱仰林说。

   比如，降杠杆方面，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在国际经济环境更趋复杂、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一定程度上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并存在沿债务链、担保链和产业链蔓延的风险隐患。

“解决高杠杆率、化解风险，核心要义就是契约。需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照契约精神、契约制度设计契约方案。”中国企业发展与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锦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了包括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开展债转股等在内的七大途径，重点突出了市场化、法治化方向。“这两个方向，概括起来就是契约二字。”李锦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契约精神是灵魂，契约制度是核心，契约关系是关键。”肖文指出，契约精神不仅指企业之间的合同等，更广泛的是指建立更为健全合作的社会制度，来保证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因此，依靠契约精神设计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完善契约关系可以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内容。

   “当前国企改革尤其需要坚守契约精神。”肖文表示，国企改革应朝着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前行，以此打破要素流通的瓶颈、市场垄断的壁垒，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唐黎明也指出，“契约政府是整个契约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这其中关键点在于‘政府的手该伸多长’，即哪些领域该由市场主导，哪些领域该由政府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