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广东省市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根据会上发布的《东莞市涉企信息归集公示和信用约束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今后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和企业信用约束管理，打造信用监管的“东莞样本”。   

依照《方案》，东莞将实施“1+2+2”的企业信用监管框架。首先，1是指“一个办法——东莞市企业信息公示和信用约束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政府关于企业信用监管的规则。其次，2是指“两张清单——企业信息公示清单和信用约束管理清单”，即关于企业应当信用公示的条目和信用约束的条目的操作规则。第三，另一个2是指“两个支撑平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协同监管信息化系统联合惩戒模块”，这是向公众开放的为公众服务的企业信用信息发布平台。在这个监管架构下，企业信用监管的两个维度，信息归集和信用约束的价值才能释放出来。   

与信用信息管理运用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信用信息监管的短板之一，就是这些信用信息分散于政府各个部门，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而在信用信息无法整合、生成企业信用完整图像的情况下，信用信息的运用成本高昂，无法向社会发散信用信息的约束价值。而一个令人汗颜的对比是，欧美国家几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几乎都已经完成了企业信用信息的社会公示，不仅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复合运用这些信用信息约束企业，而且，社会私人机构特别是交易对手，也可以运用这些信用信息来验证企业的信用状态，减少信息非对称情况下的欺诈、非诚信行为。欧美企业普遍诚实守信，轻易不敢违法违信的根由正在于此。而在中国，在互联网技术已经大大便利于信用信息归集和使用的今天，政府部门所掌握的企业信用信息仍然处于高度分散、只能为单个部门低度使用的层面上，难以发挥出信用信息对守护社会诚信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企业信用信息归集不力其实也正是监管不力的一个表现。   

显然，施用企业信用信息来约束企业运行于诚实守信的轨道之上，这早已是欧美国家政府监管的一个可借鉴的经验，而企业信用信息之所以能产生惩戒功能，前置的条件是信用信息的归集。令人欣慰的是，东莞为企业信用体系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为当前依法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和联合惩戒准备了条件。作为一个制造业城市、一个拥有大量企业的城市，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和公开越早越快，社会诚信水平也提升得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