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风险可以通过监管部门的合规性监管予以抑制，而道德风险的约束，单靠行政监管可能会受制于监管力量与成本的制约，而且道德风险的隐蔽性更强，需要借助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能。

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独立、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的确发挥了防范信用风险、提高市场效率的作用，这已由国际评级机构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予以证实。

日前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要回归本源，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金融业在大力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服务中小企业的同时，如何有效防范信用风险?就此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君维诚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军。

未来金融监管思路或需调整

记者：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并首次提出建立金融监管部门问责机制。对此，您怎么看?

沈军：中国经济历经十余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步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在经济高速成长的情况下，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和矛盾被繁荣表象所掩盖，人们更关心的不是风险，而是如何快挣钱、挣快钱。当经济增长放慢时，一些风险和矛盾便逐步显现，金融市场债务违约频发，银行信贷资产不良率上升都印证了这一态势。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增长质量不理想的环境下，金融行业脱实向虚，致使各种投机套利盛行，各类风险快速集聚。

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对于遏制当前的金融乱象、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纠正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有着非常现实的积极作用。会议将金融提升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的高度，对未来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这些任务的落实，无疑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尤其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金融业必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将使我国金融监管面临国内外更为复杂、多变的风险因素。因此，未来的金融监管可能需要在监管思路、监管方式和监管策略，甚至监管成本方面考量，也应有所调整和改进。

道德风险防范需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记者：金融行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情况下，金融领域的风险暴露也会有所加剧。在这种环境下，你认为防范金融风险的主要举措是什么?

沈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似乎依然没有跳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金融业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出了问题。当经济快速发展时，往往激励过度而约束不足，人们注重逐利而忽视风险，使风险累积并在一定的时点暴露;当经济增长乏力时，又出现约束过度而激励不足，导致成长活力匮乏，创新动力萎缩。扭曲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仅使得各行业大都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情形，也使得贪婪者敢于越过道德底线，甚至违法乱纪。

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行业，风险始终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投机的基因也是一直植根其中。允许适度的投机存在，恰恰是金融行业释放活力、激发创新的源泉，这也是资本逐利的天然属性，但过度的投机一定是危机爆发的根源。就此而言，金融行业的经营应该是审慎的，这是因为风险暴露，必将给包括金融行业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带来惨重的损失。

从我国相关政策法规看，金融监管政策的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对风险的防范也是非常重视的，但现行的金融行业分业监管的体制，又很难不出现自扫门前雪的状况。反映在监管政策、监管思路和监管方式上，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有很大可能导致风险在弱监管的领域孕育累积，直至爆发，并会在金融系统内部快速传染。

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对未来金融监管的政策协调、监管思路的统一无疑有着积极意义。我觉得未来金融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对过度投机的监管方面。具体说，就是防范金融系统内部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法律风险可以通过监管部门的合规性监管予以抑制，而道德风险的约束，单靠行政监管可能会受制于监管力量与成本的制约，而且道德风险的隐蔽性更强，需要借助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能。

依靠大数据防控风险仍有长路要走

记者：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大数据风控成为当前科技金融的一个重要话题。您如何看待大数据风控在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对防范金融风险的意义和作用?

沈军：毫无疑问，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风险防控是有效的，这在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中已得到印证。现阶段，在我国运用大数据进行风险防控存在着这样几个短板：一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尚处于改革之中，各种经济政策仍处于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之中，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确实不高，从而造成数据同质性不高，风控模型的普适性较低，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及其验证也很困难;二是，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税收制度和会计准则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别，即使部分借鉴西方国家的风控技术与模型，也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水土不服;三是，在传统文化、消费习惯以及风险认知等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着不同，这些因素必然影响着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反映到大数据建模的逻辑与技术上，必然出现较多的偏差。所以，我认为依靠大数据防控金融风险，在中国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多措并举

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要回归本源，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你认为未来一个时期，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服务中小企业时，如何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沈军：近年来，实体经济出现的困境是由于多重因素造成的，金融业脱实向虚是一个重要原因。长远看，扭转实体经济不振单靠金融业输血，可能只会有一时之功，如不从政策法律层面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不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实体经济很难获得健康的发展，而这些改变需要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来实现。

现阶段，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现实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机遇期内，金融行业将会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内外部风险因素，如何做到既要防范信用风险，又能切实服务中小企业?

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好，首先，要对现行一些涉及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进行必要的梳理，摒弃那些既不符合中小企业特征，又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保障性和稳定性，尽可能避免政策频繁调整给市场主体造成的预期紊乱;其次，改进不适合中小企业需求的金融服务产品，提高金融产品自身的避险能力，近年来，一些金融产品在设计上就蕴含着较大信用风险，再严谨的风控流程也很难规避这些风险;再次，应当扩展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视角，这不仅有利于金融机构规避可能的信用风险，也有利于防范潜在的道德风险;最后，应当改进和完善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风险评估体系，否则，不仅不能增强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而且还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

公正的信用评级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

记者：国际成熟的金融市场中，信用评级对防范信用风险有着显著的作用。你认为，中国信用评级行业在防范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

沈军：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看，良好而有效的信用体系中，金融行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又明确要求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着墨很少，但与反复强调风险防控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意味深长。

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独立、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的确发挥了防范信用风险、提高市场效率的作用，这已由国际评级机构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予以证实。中国的信用评级业从产生至今不过30年时间，在评级理念、评级方法和相关技术方面与国际评级机构仍存在很大差距，加之政策与市场环境方面存在的差异，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公信力普遍不高，但就亲身感受而言，在参与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十八年中，我认为，评级机构只要坚守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在良好而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中，是有可能为防范金融风险发挥出应有作用的。我们的评级结果违约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评级客户获得银行信用贷款最短的周期只有三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客观公正且有参考价值的信用评级，是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