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深刻阐述这一重要论断。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 31位。全球排名提升的背后，是中国矢志不移改善营商环境的创举与努力。近年来，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形成良好的信用链条，维系公平公正公开市场秩序的必要条件，形成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条件。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营商环境日益面临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挑战。1月1日起实施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提出国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条例》同时将法治和信用熔铸在字里行间，表明了以高质量的中国发展提振全球发展信心的努力。

——题记

近日，南京汇和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其环评编制单位在向江北新区行政审批局递交了相应承诺书后，当日即取得批准文件，实现项目环评“承诺即批复”。这是南京市江北新区实施疫情期间环评审批新政策后，诞生的首个通过“告知承诺制”完成的批复项目。

像南京一样因“疫”思变的城市还有很多，他们变“线下跑”为“线上办”，推行服务“不见面”；变“材料齐全”为“告知承诺”，让“一次办”成为常态……这是我国即便在罕见疫情的“突袭”之下，也要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通过不断简化审批程序，实现项目“秒批”，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

世界银行将营商环境的概念解释为，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创办和经营企业的难易程度，主要包含企业在开设、经营、贸易活动、纳税、执行合约及关闭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付出的时间和成本等条件。《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比去年提升15位。

全球排名提升的背后，是我国矢志不移改善营商环境的创举与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放管服”为改革重点，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卓有成效地提升了营商环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形成良好的信用链条，维系公平公正公开市场秩序的必要条件，也是形成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础条件。

近年来，信用承诺、信用信息共享、信用监管、信用联合奖惩制度等各类信用机制的实施，大大激发了信用在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巨大潜能，包括简化行政审批、化解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题、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贸易便利化等，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地制度性支撑。

简化审批有“承诺”

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2月17日，北京九隆伟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领取了崭新的营业执照，成为海淀区首家享受北京市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制度改革红利的企业。

北京九隆伟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原本是一家综合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商务服务型公司，为加入防疫物资生产队列，该公司提出了申请生产防疫物资的营业执照。“2月14日，我们就注意到了海淀区试点告知承诺制登记的新闻，因为刚决定上马的防疫物资新项目时间紧迫，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交了承诺制登记的申请，没想到确实是秒批通过，材料刚递进去，那边执照就出来了，这刚打印的还热乎着呢。”该公司办事人员王先生说。

据了解，2月15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海淀等7个区，试点实行“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制”，推动实现“全程零见面”秒批登记。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制度，以信用承诺为基础，突出了市场主体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作用，是能够全面提升主体准入环节的工作效能、实质性缩短审批时限、极大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北京市在现有政策体系下对行政审批工作未来改革方向的重大探索。

事实上，作为中国参与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价的样本城市之一，北京对于“信用承诺”有着更为长远地系统性的安排。2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值得注意的是，对审批手续多、时间长的问题，条例（草案）规定，在除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以外的行业、领域，推行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告知承诺制。申请人承诺符合办理条件的，政府部门直接作出同意的决定。

这意味着告知承诺制将在更多项目更广的范围推广。对于企业而言，有利于让项目早落地、早开工，让企业和群众获得更多便利；对于政府而言，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审批效率。

随着“放管服”改革向深入推进，信用承诺作为简化审批手续的重要手段，即以“一纸承诺”代替“一摞材料”的做法已上升到国家层面，并以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形式印发至全国，并逐步推广。

2018年10月，国务院印发通知，要求从2018年11月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第一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等四种方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201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2019年上半年实现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120个工作日以内。2019年6 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推广信用承诺制，明确要求对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应予以即时办理。2019年7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行信用承诺制，建立信用监管机制。

一份信用承诺，一头连着信用主体的“生计”；另一头牵动着简化行政审批的“大变革”。在“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信用承诺的应用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取得超出预期的影响。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开工时间平均缩短一半以上，大大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施工难免会影响门前绿化带，企业要到园林局窗口层层请示和审批，常常因为一棵树堵住整个门。”山西晋中惠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曹玉峰说，过去他的工作就是跑证，从拿地到项目开工，光办手续就要两年时间。

2017年下半年开始，山西试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过去由政府审批的14个事项改为政府统一服务事项，政府部门在供地前完成；还有8个事项列为企业承诺事项，把事先审查的标准变为企业承诺的标准、政府验收的标准，省去了企业开工前编制报告的环节。

截至2019年11月，山西承诺制试点项目已达3000多个，企业需要办理的事项从30项减少为最多8项，缩减约80%，项目从立项到开工时间平均缩短一半以上，大大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减少540万人次跑腿，大大节省办事成本。

山东济南赵女士于2019年8月报考了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这是她第二次报考了。2019年的情况与去年大有不同，不仅单位盖章的纸质材料全省了，而且还不用去现场，仅在网上做了个责任承诺，当即就显示报名成功了。

赵女士享受到的考试报名便利是人社部2019年5月起刚实施的新政。2019年5月，《司法部关于印发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印发，确定在天津等13个省(市)和人社部等5个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

为切实解决群众办事的痛点难点，人社部决定率先在社会保险经办、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2个领域开展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包括6项社会保险经办事项和12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事项。群众在办理相关事项时，书面承诺（含电子文本）已符合告知的条件，无需再提交有关证明，人社部门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内部核查等加强信用监管。

截至2019年12月底，6项社会保险经办事项，共通过告知承诺制办理74,000多件，减少证明材料7万多份。12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事项，共计532余万名考生实行告知承诺制，每名考生减少3份材料，共计减少近1600万份，摞起来厚度超过1.6公里。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两个领域的试点，相对于以往最理想化的跑一次即可办成的模式，共减少了540万人次跑腿，节约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十分巨大，节约的社会成本更难以估量。”

——食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制：6个审批环节压缩至3个，企业当场就能拿证。

“食品许可也能当场拿证，而且还采取了‘容缺受理’的方式，即允许企业按照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提交部分材料，上海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了。”2019年9月27日，上海邵万生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当场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据介绍，低风险品种食品生产许可是上海推行告知承诺制的三个试点领域之一。低风险品种食品生产企业申请人签署承诺后，行政机关可以直接予以办理，让企业准入更便利。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对食品生产许可实施告知承诺制为全国率先试点。改革后，审批环节由之前的“登记、受理、现场核查、抽样检验、材料审核、审批制证”6个环节压缩至“登记、受理、审批制证”3个环节，办结时间由改革前的20个工作日，缩短至当场办结。

……

近年来，“放管服”向纵深方向拓展，以支撑简政放权为重点的信用建设加快推进，推动行政审批加快办理的信用承诺工作广泛开展，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中国信用》杂志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地从事审批的工作人员表示，告知承诺审批方式实行以来，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企业主体责任，降低政府管理运行成本和企业商务成本，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企业办证时间更少、办证手续更简便、办证费用进一步降低、办证准备材料进一步减少，办事效率进一步提高。

招商引资营造“强磁场”

让信用建设打造城市“软实力”

如果说简化审批是从微观着手提升企业“获得感”，那么政务诚信建设就是从宏观着力提升企业投资“安全感”。

推进实体经济发展按比例奖励，零售企业按照销售增长奖励，“专精特新”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19年10月10日晚，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召开高质量转型发展和招商引资政策兑现会，对当地区委区政府近三年来制定出台的各项政策奖励进行兑现，27家企业共获得总额5300万元的奖励。

当日获奖金额最高的是山西建滔潞宝化工有限公司，其新建了20万吨甲醇项目，按总投资比例获得奖励1750.96万元。山西建滔潞宝化工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及时兑现承诺，让我们投资更有信心。”

“优惠政策能否及时兑现，是衡量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凡区委区政府出台的各项惠企政策，我们都要优化兑现流程、规定兑现时限、不折不扣兑现。”潞城区委书记秦苏良说，“集中兑现传递信心决心、传导工作压力、兑现政府承诺。营商环境好坏，企业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直接。”

政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政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各类政务行为主体的诚信水平，对其他社会主体诚信建设发挥着重要的表率和导向作用。2016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失信行为的惩处和曝光力度，追究责任，惩戒到人。

对于城市而言，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许多城市开始对自己“动真格”。一方面把政务诚信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常住不懈，引领全社会形成重诺守信的良好风尚；另一方面建立一整套相互协调、高效顺畅的督考问责体系，真正架起政务诚信高压线。

在甘肃，近期发布的招商引资20条“硬核”措施引发公众关注。《关于大力支持省级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土地保障、财政奖补、要素保障、市场准入、服务保障、环境优化等六大类共计20条具体措施，将进一步加大全省招商引资支持力度，发挥省级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引领示范作用，促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针对保护招商引资企业合法权益，《若干措施》提出，要依法惩治侵犯招商引资企业投资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严格落实招商引资政策兑现责任制，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将招商引资政策兑现纳入政府信用系统，加大对政府相关失信人员的责任追溯。

业内人士表示，受疫情影响；企业不能“走出去”；也无法“请进来”。甘肃省此番发布《若干措施》，强化政务诚信，无疑有助于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

在辽宁，曝光的一批失信典型案例让企业拍手称赞。针对政府拖欠款项、招商承诺不兑现、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辽宁开展了清理偿还欠款专项行动。2018年5月，辽宁公开曝光了13起破坏营商环境建设典型案例。2018年8月，辽宁组织深入全省156家办事大厅和窗口单位进行暗访督查，通报了6大类18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2019年1月，辽宁公开曝光39个营商环境反面案例，内部通报112个典型案例，对178个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处理。

“以往企业诟病较多的是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不顺畅的问题。”沈阳市政府副市长王广生认为，留住项目、发展好项目更需要政府的诚信和对破坏营商环境行为的问责。

在浙江金华，浦江县公开“重点工作任务领办承诺书”，在招商引资中收获“果实”。2019年3月4日，在浦江县重点工作任务领办会上，浦江县9位副县长率分管部门单位、乡镇街道一把手带领党政班子逐一上台领任务、作承诺、亮态度，并提交《2019年县重点工作任务领办承诺书》，全程通过视频(视联网)方式接受公众监督。

与此同时，该县推行营商环境“巡察员”制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党员干部在服务企业发展上存在的问题。由县政协领导领衔的13个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民主监督小组，围绕营商环境13个方面问题对口监督相关单位，并将监督结果向县考评办报备。

数据显示，浦江县2019年第一季度营商诉求满意率为84.6%，经济回暖趋势明显。新增747家小微企业已完成全年任务数的33%，新设立电子商务商行363户，接近2018年全年登记量。

实践证明，各地通过不断强化政务诚信建设，以政府“诚心”，换来了企业家投资的信心、创新的热心。山东省人大代表、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杰表示，良好的地区文化、人文环境，对于投资者、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软性环境，会吸引各地的商客不断汇聚，所以营商环境是一个需要政府、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来营造好的投资氛围。

破解融资难题出实招

让小微企业“信用”变“资产”

没有固定资产作抵押，单靠无形的知识价值就能向银行申请贷款？如今在中国，这不是天方夜谭。

“过程很顺畅，平台出具信用报告后，银行主动上门服务，比以前更方便快捷！”前不久，在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信易贷平台”）的牵线下，厦门中构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对接厦门国际银行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贷”产品，融资难问题迎刃而解。

中构新材料董事长杨培顺介绍说，公司是钢结构楼层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今年入选了厦门首批“三高”企业名单，即只要通过信易贷平台发布融资需求，该平台就能智能匹配多个银行授信产品。“和以往的贷款流程相比，因为有了平台大数据支持，‘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贷’从申请、获批、签约到放款一气呵成，很快就拿到了三年1500万元的授信。”

将信用转化为“资产”，实现企业和银行的“无缝对接”，信易贷平台有针对性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9年9月，信易贷平台在2019年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正式启动。信易贷平台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形成中小企业信用信息交换共享的重要枢纽。综合运用信用、科技、金融手段，汇聚各类信用服务和“信易贷”创新产品，实现多场景支持、全流程覆盖的一站式融资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信易贷平台就像一个大超市，汇集了各类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双向对接、自主选择。”在厦门国际银行人力资源总监黄志如看来，信易贷平台拓宽了普惠金融产品的推广渠道，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更精准高效地对接客户，利于金融机构打造中小企业服务品牌。

“金融的本质是基于信任的商业合作，看得见、看得懂、信得过是实现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关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2019年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表示，“充分挖掘企业信用信息价值，大力推动企业信用资产变现，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剂良方。”

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国家发改委通过开展“信易贷”和发行企业债券，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19年12月，相关金融机构已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包括“银税互动”在内的“信易贷”资金超过1.5万亿元。

信用信息不断互联互通，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越来越便利，助推我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因征信覆盖率和信用信息指数，在全球排名中较上一报告年度提升32位。这充分表明了信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大意义。

——人民银行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6月，征信系统累计收录9.9亿自然人、2591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有关信息，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日均查询量分别达550万次和30万次。同时，人民银行推动地方建立中小微企业信用数据库，补足征信服务短板，截至2019年6月累计为260多万户中小微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其中约55万户获得信贷支持，贷款余额达11万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与银保监会联合推出“银税互动”，目的是通过税务部门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共享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等信息，缓解小微企业信贷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银行加大对诚信纳税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据税务部门统计，截至2019年9月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向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160.9万笔、1.57万亿元。

信贷资产实现的前提是信用信息壁垒的打通。在联通公共信用数据和金融数据的探索上，上海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2019年12月23日，“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普惠金融应用签约暨上线仪式”在沪举行。仪式上，上海市科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规划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场监管局、税务局、高级法院等8家数据提供部门签署了《授权委托书》。

作为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的首个行业应用，8家单位首批提供了与普惠金融相关度较高的300多个数据项，实现了纳税、社保缴纳、住房公积金、市场监管、发明专利等信息的共享，通过上海市大数据中心集中面向商业银行开放，打通了政府和银行间信息壁垒，不仅为商业银行进一步丰富普惠金融信贷产品体系，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提供支撑，还为一部分难以获得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小微企业提供了获得信贷的机会。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生力军。近年来，我国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需求，重点在市场准入和监管、企业融资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比如，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产权保护更加规范，各类市场准入的隐性门槛逐步消除，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部研究室副主任龙海波表示。

“宽进严出”强监管

让市场经济秩序更规范

“当初承诺时没仔细阅读承诺事项，后来也没当回事，没想到失信造成的影响这么大！”在面对执法人员的事中事后监管时，浙江省义乌市某药店负责人悔不当初。

2019年7月，义乌市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某药店“经营性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的告知承诺开展核查，执法人员发现该主体占道摆放了舞台、音响等物品，而在告知承诺时，明确约定“临时占道不得搭建舞台，不得开展演出性活动，不得使用音响设备；占道物品只允许放置帐篷、桌椅、花篮、花车以及经营范围内的促销产品”。执法人员当场责令该药店改正，并按《义乌市信用评分办法（2018版）》规定，“提供虚假材料、做出不实承诺，骗取证照的”扣除药店负责人个人信用分10分、药店信用分6分。经过扣减后，药店的信用等级由B级降为C级，将无法在今后的审批中使用告知承诺流程，即使信用等级修复到B级，也因为留下了未履约的记录，在“经营性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事项中终生无法再适用告知承诺流程。

从2019年7月1日起，义乌在致力推进“一网通管”项目过程中，依托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对接义乌信用信息平台，上线了审批告知承诺事项，把信用嵌入事项办理，实现“监管用信”“监管成信”，正式开启“审批+监管+信用”无缝对接全省“先河”。

具体来讲就是，对于申请人满足信用综合等记B级以上，且针对具体申请许可事项没有不良记录，可适用告知承诺流程；运用“一网通管”监管平台，即信用承诺数据通过在线派单，执法人员在手机端收到待查任务，通过审批端的100%信用状况核查和监管端的100%承诺真实性核查进行监管；实施“一网通享”信用平台，即若市场经营主体与承诺事项不符，则计入失信记录并扣减相应的信用分。

在审批与监管之间，信用贯穿其中；在平台与执法人员之间，数据共享其中。截至2019年11月，义乌已建成覆盖所有55万市场主体、230万个人，涵盖60个政府部门、101家金融机构共3.5亿条数据的信用“一张网”。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逐步深入，多地多部门以信用为基础创新监管方式，依靠技术手段收集、公开信用信息，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分级，联合惩戒失信者，让守信者获益，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秩序。

在广州，房地产中介信息更加“透明可视”。

在广州，房地产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员都有一张自己的“信用信息卡”，像“身份证”一样，中介经纪人须在从业时随身佩戴。在信用信息卡上，除了显示姓名、从业机构，信用信息卡上还印有一个二维码，市民在接受中介服务时，可以随时扫描该二维码，实时查询中介经纪人信用信息。如果该中介受过行政处罚，记录将在诚信列表中显示。

2019年5月，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和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联合发布的《2018年广州市房地产中介行业信用白皮书》显示，在房地产中介经纪人方面，2018年，在全市已建立信用档案的43,953名从业人员中，暂无信用等级为“优质”的从业人员，信用等级为“良好”的从业人员数量共计692人；信用等级为“诚信”的从业人员共计17,214人，占到39.49%，信用等级为“暂定诚信”的从业人员25,675人，占比58.90%，而信用等级为“预警”“失信”的从业人员则分别有8人和4人。

业内专家认为，信息的多渠道归集共享是信用监管的基础，还应逐步实现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信用信息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公共事业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让失信中介机构和经济人员再无“乘浑水摸鱼”的机会。

在太原，共享单车停放有了“新规”。

2019年8月27日，太原市交通运输局表示，为规范共享单车市场秩序，太原市将出台新举措进一步规范共享单车市场。包括引导市民有序停放，并采取个人积分奖惩办法，鼓励用户对违规停放行为进行监督、拍照举报、上传APP，核实后奖励信用积分等。

目前，多家共享单车企业的电子平台已与太原市客运出租汽车服务中心的监管平台完成对接，太原市客运办通过该平台可随时监管太原市共享单车密集度，及时调运车辆；太原市客运办将派专人值守监管平台，构建企业、用户诚信体系，将市民不文明用车行为纳入社会诚信体系，对破坏、违规使用共享单车的用户，给予经济处罚或列入失信“黑名单”。列入“黑名单”的用户将被禁止骑行所有品牌共享单车。

“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利于共享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丽群建议，应通过强化信用评价机制，加强市场主体的信用约束，扩大共享经济带来的规模效应。同时通过对信用的管理和承诺，处罚失信者，为合作行为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市场实现更多潜在交易。

在浙江宁波，校外培训市场变得更加规范。

“现在选择补课机构放心多了。”初一学生林文韬的放心来自于浙江省宁波市教育行政部门实施的信用监管。2019年7月，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发布消息称，当地将运用记分管理办法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信用监管，对扣分累计达到12分的培训机构依法依规注销办学许可证，并将名单推送到宁波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同时依照相关规定将举办者和法定代表人列入信用失信人员名单。

据介绍，校外培训机构信用管理实行记分制，总分12分，按照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性质程度分5个档次扣分。其中，一次性扣完12分的违法违规办学行为共有9项，包括办学条件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存在房屋、消防、食品等重大安全隐患；提交虚假证明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挪用办学经费或者跑路等。

随着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建立，房地产中介信息不透明、培训市场乱收费等一些列市场监管中的老大难问题被信用监管这把利剑逐个击破。

2020年1月1日起，《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施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三条提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要求，创新和完善信用监管，强化信用监管的支撑保障，加强信用监管的组织实施，不断提升信用监管效能。

《工人日报》评论文章指出，多部门联合惩戒的开展，拓宽了惩戒的广度，让信用监管成为名副其实的利剑。而用好信用监管这把利剑可以让监管更有力、更精准，从而提升监管效能。此外，信用监管更加强调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整合各类信用信息，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甚至是风险预警，这也为监管部门开展精准监管、提升监管力度奠定了基础。

贸易往来重“激励”

让守信企业通关省时又省力

根据《2020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跨境贸易指标排名上升9位，由第65名升至第56名。对于从事跨国贸易的企业而言，他们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

——享“先放后验”，降低通关时间。

“为了让企业有胆量一口气进口10万瓶鲜奶，这两家政府单位都‘拼了’。”2017年底，这条标题让许多网友产生了好奇。

2017年12月28日，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长宁区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推动质量共治开展便利化试点合作行动计划》，提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将对5家注册在长宁的试点企业进口的特定产品，首次实施“审单放行”“进口直通”等差异化分类管理新模式。检验检疫部门变“不合格假定”为合格假定，原本通关需要二十几天，现在三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如何判断企业的信用呢？上海市浦江检验检疫局局长谢秋慧表示，“我们对企业进行风险分析，这个企业的风险相关要素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进行风险评估以后，它严格按照相关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质量管理，就可以考虑采信它的结果，减少抽查批次。”

值得庆幸的是，纽仕兰新云(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达到了上海市检验检疫局认定信用良好的标准。“牛奶到口岸后可以先放行进关，抽查检验如果合格，将作为这家企业风险监测的数据积累。万一不合格，企业必须立即停止销售，视情况启动召回等程序。”上海浦江检验检疫局副局长黄慧恩说。

信用让企业通关更加便利，因而企业也变得更加珍惜这种“无形资产”。纽仕兰董事长盛文灏说，“围绕产品质量控制体系、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保险追偿机制、主动召回缺陷商品、质量安全侵权赔偿等方面，公司将建立多项常态化机制。”

在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与关税壁垒日益严苛的情况下，原产地证书作为国际商品的产地证明，是国际贸易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护照”。为此，江苏常州检验检疫局以诚信管理为依托，针对信誉好、证书签证量大、签证质量高、管理制度完善的企业实行原产地证书“信用签证”模式，将“先打印后签证”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先签证后打印”，即“先签后核、先发后办”的自助模式，避免了企业频繁往返签证的麻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

江苏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长年进口苯乙烯、苯酚等商品，需提供原产地证书，但以往航程较短，常常发生货物到港后1天~2天才能收到国外原产地证书，无法向海关报关。现在第一步申报无需提供原产地证书即可提货，14天内凭原产地证书完成完整申报并缴税，提货快了，再也不用担心无法及时向下游企业交货了，还省了一笔滞港费。

——享外汇贸易收支业便利，资金周转效率更高。

乐金显示（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金广州”）是乐金显示集团（总部在韩国首尔）在华投资成立的专业液晶显示模组制造商，2019年1月31日起成为全国首批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截至2019年11月末，乐金广州已累计办理试点付汇业务438笔、金额21.73亿美元，收汇业务28笔、金额24.78亿美元。

“外汇局出台的12项便利化措施进一步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者。特别是对像我们这种诚信好、业务多的企业来说，免去了大量单证流转，已体验到部分便利化措施带来的红利。”乐金广州公司财务部部长陈绮介绍说，企业月均结算规模超3亿美元，收付汇超百笔。试点前，财务人员需向银行逐笔提供纸质汇款申请书、合同或发票或报关单以及其他能说明贸易背景的辅助材料，银行对每笔汇款申请书与背景资料进行匹配和审核，逐笔核验报关单，每笔业务办理时间约35分钟。试点后，财务人员可直接在网银端提交付汇指令，对外付汇时间缩短至10分钟，一年可节省财务成本100万元以上，资金周转效率更高。

诚信企业享受的收支便利化政策来自于2019年1月1日，国家外汇局开展的贸易收支便利化试点，即决定在粤港澳大湾区、上海市和浙江省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支持审慎合规的银行在为信用优良企业办理贸易收支时，实施更加便利的措施。具体而言，试点内容包括优化贸易外汇收支单证审核、贸易外汇收入无需经过待核查账户、取消特殊退汇业务登记手续、简化进口报关核验手续等四方面。

经过九个多月的试点，企业的外汇收支变得更加快捷，资金运营效率大大提高。据试点银行反映，可节约企业单证准备和审核时间50%以上。为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2019年10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优化外汇管理、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12条措施，其中之一是扩大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

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副局长黄向庆表示，服务实体经济是外汇管理部门的初心和使命。通过试点便利企业跨境结算是外汇管理部门支持企业应对挑战的有力举措，有利于发挥正向示范效应和激励作用，推动构建“企业分类”“银行分级”的信用管理机制。

——获海关AEO认证，助力企业走出去。

AEO认证，相当于外贸企业信用全球通关的“VIP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海关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管理良好的企业进行认证认可，对通过认证的企业给予通关优惠便利。AEO企业的货物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通关可享受便利化待遇，能有效降低企业港口、保险、物流等贸易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

201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邦海关署关于中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与阿联酋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制度互认的安排》正式签署。

消息一出，坐落在广东珠海拱北海关关区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就马上通知了阿联酋客户这个好消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拱北关区对阿贸易往来最多的企业，自成为中国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后，实现了进口货物当天到港、当天放行。

“中阿AEO互认安排实施后，公司除享受中国海关给予的通关便利外，阿联酋客户只要在货物进出口申报时填写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AEO编码，也会享受到阿联酋海关给予的多项通关便利措施，这将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中东市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务经理易娟惠说道。

记者从国家海关总署获悉，截至目前，中国海关已经与15个经济体的42个国家（地区）签订了AEO互认安排，互认国家（地区）数量居全球首位。

解决执行难严惩戒

让案件执行效率和质量实现“双升”

“执行合同”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指标之一，衡量的是解决一个标准商业纠纷所需的时间和成本。这说明商业纠纷能否及时高效解决，会直接影响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

曾经人难找、财产难查、信息难通导致很多商业纠纷案件得不到彻底解决。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引入信用建设，让解决这一难题得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惠州的司法公信力有了很大提升，我看好惠州的投资环境。”2019年7月，涉案的失信被执行人因拒执在惠城区被抓，让来自上海的企业家姚晓华看到了希望，这也让他对广东惠州的法治环境有了新的看法。

2016年6月4日，惠城区法院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惠州市金瑞顺实业有限公司应向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返还委托收购款170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300万元。

上海通鸿实业有限公司法人姚晓华介绍，案件判决前，作为该案的被执行人范某一直采取从不签收法律文书等恶劣行径来增加庭审复杂性和难度。案件判决后，范某仍不断逃避执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让原告疲于奔命，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现在因拒执罪把他抓了起来，相信执行工作很快将有所进展，感谢法院的积极作为。”姚晓华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建设，有利于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决定的义务，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加强执行制度建设，密集出台涉及执行和解、执行担保、先予仲裁、仲裁裁决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等重要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有效约束和规范执行权。同时完善执行案件信息平台，将执行流程全部公开，让当事人可以及时、全面掌握案件执行情况，还可借助信息平台与执行法院进行信息沟通，保障当事人知情权，确保执行过程看得见、听得到、查得着，实现“阳光执行”。

前不久，浙江宁海县执行人员通过“信用画像”查询，意外发现“失踪”已久的失信被执行人江某入职宁海某铝业公司，便迅速上门寻找。法院向这家公司的人事部送达了执行裁定书，并且查询到江某工资卡账户，准备予以冻结扣划。尽管执行人员没有在公司里找到江某，但当天下午，江某就来到法院表示愿意支付医药费3万元，并表示自己工资不高，还有孩子要抚养，希望可以与申请人和解。经过调解，案件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江某支付医药费、误工费共计4万元。

据了解，“信用画像”系统是一套以法院司法数据为核心，汇集人口、婚姻、金融、政务、电商、信用、社交等周边数据，利用统计学与大数据分类算法，自动对涉案当事人的身份特质、行为偏好、资产状况、信用历史进行科学评测的预警系统。这套系统破除了各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壁垒，实现信用信息的共享融合，让法官可以直观看到当事人信用等级评价及财产情况，从而对被执行人采取精准有效的执行措施，包括网络购物、银行卡消费、信用贷款、外出旅游出镜等限制，已成为法院破解执行难的一大利器。

宁海县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表示，被执行人“人难找”一直是执行工作中的难点，而外来务工人员一般租房居住，没有稳定的工作，这对法院执行工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此前，针对这类案件，只能依靠申请人提供线索以及执行干警现场查找的方式。而现在，多了“信用画像”这一大数据整合的查询方式。

除了“信用画像”，让失信被执行人曝光也是解决执行难的重要举措。2018年11月29日9时，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十二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聚焦青岛“蓝色风暴”冬季执行专项行动，对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等5起执行案件进行了现场直播。

此次直播持续近2个小时，共60余家新闻媒体全程参与报道，1500余万网友在线观看直播。直播过程中，有的高调炫富，有的哭穷喊冤，还有“老赖”失联五年，一听被强制执行，马上还了钱。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推广“法媒银”经验的一次生动实践。“法媒银”平台，全称“法媒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江西日报社以及18家银行金融机构，依托信息化手段，强化数据共享，探索多元合作，在全国首创的集中曝光和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网络平台。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表示，对属于典型的教科书式“老赖”，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把“赖账”的行为展现给社会，既是对“老赖”的失信行为向社会一种曝光，增加压力，迫使其主动履行债务，同时也是向社会宣传和彰示依法履行义务的要求。

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签署文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采取11类37大项150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进行限制。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443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2682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96万人次，437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2019年3月13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代表全国法院系统交出了万众瞩目的答卷：3年来，人民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2043.5万件，执结1936.1万件，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8.5%、105.1%和71.2%，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基本形成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促进了法治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为了进一步促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重视、支持和保障执行工作，2019年8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交易、出资置产、缴费纳税、违法犯罪等方面信息的信用体系，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立完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与披露制度，畅通市场主体获取信息渠道，引导市场主体防范交易风险，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发生。

“各级法院要继续加大执行力度，积极参与推动社会诚信机制建设，畅通“执转破”通道，探索市场主体退出机制，通过提升执行工作效能，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维护法治环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刘贵祥指出。

久久为功重法治

让营商环境助力高质量发展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深刻阐述这一重要论断。

对此，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头绪多、任务重、牵扯面广，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应提纲挈领、抓住关键。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完善制度环境上，健全法规制度、标准体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普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织密织牢市场运行的制度规范。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提出，国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维护信用信息安全，严格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法治和信用熔铸在字里行间，表明了以高质量的中国发展提振全球发展信心的努力。只有以信用和法治助推营商环境优化，才能更好地使得我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有鲜明的辨识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一班学员金晖表示。

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研究所所长韩家平看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道德建设、法制建设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营商环境改善有重要贡献，主要是商事制度改革和放管服改革取得较大进展，投资贸易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提高，市场诚信状况改善。”韩家平建议，要进一步加快国家层面的信用立法进程。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14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同时，一系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纲领性政策也陆续发布。例如，《征信业管理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法规顺利实施，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企业诚信管理体系等28项信用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然而，从新事物、新问题的出现到完成相应的立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记者梳理发现，自2014年以来，全国掀起了信用建设的新一轮高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此同时，信用立法提上日程：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针对道德领域突出的诚信危机，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激励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明确提出，探索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相关法律制度，研究制定信用方面的法律，健全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2018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应用导向、立法先行，进一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019年7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建章立制。推动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法律，加快研究出台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办法等法规”。

——2019年11月，社会信用立法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积极发挥作用，深入研究论证立法涉及重点难点问题，加大协调力度，加快立法工作进度，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之一，国家发改委近期多次召开社会信用立法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信用法制建设。连维良曾在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信用法的制定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的关键一环，具有标志性、突破性的意义，要加大力度对重点难点问题列清单、做专题、深入研究，尽快形成较为完善的立法草案文本，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吸收采纳各方意见建议，按程序依法依规加快推动立法进程。

记者注意到，因为信用举措管用、好用，地方逐渐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开始创新探索。与此同时，一系列新举措的相继实施，引发了人们对信用的深思，也引发了媒体的疑问。比如信用信息的边界在哪里？如何把握失信惩戒的“度”等。

2019年12月27日，《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高票通过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表决。该条例共76条，包括总则、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信息管理、社会信用信息应用、社会信用主体权益保障、社会信用行业发展、法律责任与附则八章。

“失信惩戒是条例中最受社会关注的核心条款。我们归纳出关联原则、比例原则、透明原则和责任自负原则等‘四大原则’，来界定失信惩戒的行为边界，严控信用泛化、滥用倾向。”南京市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研究室主任王利民说，对轻微偶发失信行为，《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特设“失信惩戒豁免制度”，不仅体现了信用立法的谦抑性原则，也有助于优化南京营商环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2/3以上的省区市出台或正在研究出台地方信用法规。从地方立法来看，已出台的信用法规基本都已对社会信用信息（或公共信用信息）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并对信息归集、信息披露、信息应用、信息安全与权益保障、以及激励与惩戒等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关键环节做了详细的要求和说明。同时，已有26部法律、28部行政法规中包含信用条款，这些地方和部门实践为国家信用立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实践基础。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坚定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一环。随着我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营商环境日益面临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挑战。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必将久久为功。当市场主体都能秉承诚实守信经营原则，当市场环境变得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当各项政策法规以及配套制度更加完善，中国经济定会生机勃勃永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