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经济好的要100万元以上
出门坐车要“四环”(奥迪)、酒店住宿要五星……记者日前在北京、河北、山西、江苏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呈现出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恶性态势,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经济好的要100万元以上,尤其是个别单位领导干部公私不分、集体性职务消费等腐败行为,造成公共财政奢侈浪费惊人,亟待重拳遏制。
职务消费名目繁多,层次越来越高
“一把手吃喝不愁,其他人不仅发愁吃喝,有时连办公经费都难以保障。”某贫困县农业局工作人员反映,目前公款消费已经成为一些领导的特权,由于缺乏监督,浪费腐败严重。
通讯费、差旅费、公车及车修车燃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一些干部和群众反映,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名目繁多,数额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超标换车,违规买房,一餐吃个几万元都不在话下。更有甚者,一人当官,全家享受,全族沾光,搭车消费、集体消费等现象屡见不鲜。
“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说,享受公费医疗的一些领导干部本人往往要求用最好的药,医院从讨好、巴结或者关心领导的角度出发,也会给其推荐最好的药、最好的检查、最好的服务等。比如,有的领导仅得了个普通感冒,就要求吃好几种药,并且要求住院输液。无形中造成了更多医疗资源以及财政资金的浪费,对领导本身也不好。前几年,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一次住院花费高达300万元。
记者在中东部多省采访时,没有一位干部能够说出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确切数字,即使是分管财政的干部也往往难以准确计算,更多的则是讳莫如深,或闭口不谈。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经济好的要100万元以上。但许多基层干部反映,这只是职务消费的基本数额,这一级的副职有的配备三辆车(一辆轿车、一辆越野、一辆商务车),加上公车私用、维修人工开支等浪费惊人。
过度的职务消费成腐败温床
职务消费是干部因所任职位和履行职务而引起的开支总称,主要包括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出差、会务、办公等费用支出,本来无可厚非。专家指出,职务消费之所以成为腐败的温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制度不健全,长官意志随意性巨大。一位县委书记认为,一把手不能直接分管财务,但制度建设却形同虚设,怎么花钱,一把手说了算,其他领导根本不让插手。主要领导的绝对权力,导致了职务消费的随意性,从而引发效仿效应。记者在某贫困乡采访发现,书记乡长的座驾均是将近20万元的新款帕萨特,问其资金来源,书记嗫嚅道:“东挪西凑,想办法呗。”其实除了吃拿卡要,还要挤占其它开支。
二是个别干部腐败需要,盲目攀比之风影响。一位接待办主任说,一些干部往往打着职务消费的旗号,请客送礼拉票贿选,特别是往上级领导手里送,他升官才有希望,是结“政治联盟”腐败所需。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盲目攀比,吃喝玩乐,生活挥霍无度,有的甚至还违规挤占挪用扶贫、支农、救灾等款项,或向有关单位或企业转嫁费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绝。
三是不装腰包的腐败导致处罚“法不责众”。河北行政学院原常务副校长刘日说,职务消费范围不清、标准不明,只吃不带上级不怪,只花不拿纪律不查,这就造成诸多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随意性大,有关部门查处起来难,且有法不责众之嫌。
四是“小金库”屡禁不止为职务消费添薪加柴。目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大量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还依然存在,“小金库”或变质小金库使得许多领导干部有钱花、敢花钱。
专家认为,过度的职务消费,在单位,挤占的是其他干部职工的钱;在全社会,挤占的是人民的财政资源,意味着改善民生财政的弱化。这种“挤出效应”,消耗了巨大的国家财富,助长了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必将惹得民怨沸腾,最后损害的是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危害不可谓不大。
用刚性制度遏制职务消费乱象
专家认为,职务消费中的种种怪象,成因错综复杂,主要是制度不规范、运作不透明、监督不得力。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刚性约束机制,用铁的手腕坚决查处职务消费的腐败行为,是当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近年来,河北某市探索职务消费包干制。当地一位副市长说,他一年60万元额度,基本花不完,还有余钱支援分管的穷单位。“现在大家比着少花,多花了觉得面子上不好看,秘书们月月都算账。”
河北大名县委书记边飞认为,有额度总比没有额度强,大包干起码能减少支出50%。可采取人手一卡,卡上定额,个人包干使用,超支自负,节余滚存到来年或按比例奖励给个人。
此外,遏制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铺张浪费之风,可实行单位发票双重实名制度。贾康教授建议,凡职务消费的发票,不仅要开单位名称,还要在发票上注明开票人姓名。这样既可以明确消费行为经办人、责任人,又可以促进实报实销。也可把职务消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范畴,领导干部必须定期在民主生活会上公布消费情况。这样,就有可能减少“白条收据假发票,吃喝嫖赌全报销”现象。
还有一些专家建议,将职务消费的行政成本列入干部业绩考核。长期以来,政府官员唯GDP是论,只讲产出不讲成本。完全可以建立完善行政评价体系,将行政成本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中,将过去的“业绩等于GDP”,调整为“业绩等于GDP减去发展成本”。(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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