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同时也是近年来新闻媒体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由于种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挑战，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它同环境问题、腐败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三大污染源。诚实的核心是信誉、信用。良好的信誉是一种无形资产，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生存发展的重要保证。古人云：诚五行之本，百行之源。当前，诚信失范不仅在经济领域十分严重，而且已经蔓延到政治、文化等领域，也绝不是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局部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全民性问题。尤其在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加强诚信教育和建设，振奋民族精神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诚信缺失的危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就业岗位与就业形式多样化日趋明显，这些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然而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一切以“利”为目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为谋取一己私利而放弃诚实的做人根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各个领域大量充斥着背信弃义的现实案例，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文化市场中的盗版侵权、伪科学、伪技术乘机泛滥；人际交往中的相互不信任；更可怕的是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以权代法、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使得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不诚信现象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造成人际关系的危机、冷漠，以至于我们都感到“活得累”。曾几何时，诚信变得如此的陌生，这些都强烈的预示着社会诚信意识的弱化和丧失。具体表现为:

1、经济领域中的不诚信严重危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商业信用危机。在经济领域中，尤为使人痛恨的是制假贩假，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受到假冒伪劣产品的危害。据工商部门不完全统计，1990年以前的合同履约率是80%～90%，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但履约率只有50%多一点。[1] 如今在一些地方，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逐步升级，从最初的造假，发展到前些年的走私，再发展到近几年的骗税，出现所谓的“骗税经济”。一位曾经声名显赫的“亿万富商”就这么赤裸裸的说过：“务农的不如做工的，做工的不如经商的，经商的不如借钱的，借钱的不如不还的。”

缺乏信用对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专家估计，我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2]新加坡300万人口，每年去新加坡旅游的外国人口达600万。外国人在新加坡旅游的消费70%用于购物。新加坡的物价比香港一般贵5%～10%，为什么人们爱在新加坡买东西？重要的原因在于那里不准卖假货，没有伪劣商品。每一件金首饰都出具品质保证书。重要的大件商品，有的商店甚至保证，如发现属于伪劣，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来退货，商场都可以负担来回机票。人们在新加坡买东西放心，即使物价贵一点也能卖的比别处多。新加坡的事例说明，在市场经济中，道德和诚信是真正值钱的。又如德国的庞巴迪公司为恪守合同不惜代价，将为广州制造的地铁车厢由水路改空运按时运抵目的地，这种“空运地铁车厢”是世界首创，使该公司支付了高于水运10倍的运费。[3]而且空运的那12节车厢，其价值本身能否抵300万美元运费还是一个问题。但这些似乎都不是人家首要考虑的，而是想到要“保证广州该线路地铁在2002年12月底开始试运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困扰我们的还有“三角债”，有的根本就不是无钱还债，而是谁遵行还债之天经地义的信条谁就吃亏。“毁约如废纸”，一本正经签订的合同、备忘录、协议书、什么时候觉得吃亏了，就什么时候把它撕个稀巴烂，好像从未有过这回事。

其次是金融信用危机。现在大量资金不能与产业迅速有效结合，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金融信用，使金融企业放贷投资如临大敌、寸步难行，使担保者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对企业没有信用纪录，对银行没有信用考评，对担保者没有信用评估系统，对政府没有失信惩罚措施，使得银企合作大都停留在空谈和良好的愿望上。

再次是产品信用危机。虚假的广告宣传，宣传人员的信口雌黄，产品的说明介绍，质量保证的承诺都让人眼花缭乱，屡屡上当。假货、劣货、水货很多，不法厂家、商家、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小伎俩，总是拿消费者、合作方当阿斗，自己是孔明，能骗则骗，能哄则哄，能宰则宰，或者来一个“解释权归本公司”，自家里永远供奉着“有理的菩萨”。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最新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假冒产品所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由于诚信缺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惊人。[4]

2、政治生活中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一向说话算数，在国内各种重大问题上也是言必信，行必果。然而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却在有意无意的损害着政府的信用，侵蚀着政府的权威。主要表现为：政策反复、浮夸造假、官员违法、政令不行、政府不作为、与民争利等。[5]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社会生活中不讲信用行为的泛滥，与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诚信失范、无所作为乃至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政府信誉贯穿于政府与公众的整个互动关系中。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展示着政府形象，关系着政府信用。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一些干部不讲诚信，讲排场，对工作马马虎虎，敷衍塞责，对普通百姓的疾苦安危和呼声漠然处之，不闻不问，而热衷于自己“先富起来”，整天夹着公文包赶会场，热心于庆典、表彰、剪彩等活动，沉浸于迎来送往、握手言欢的哈哈声中；喜欢搞“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花架子，追求轰轰烈烈、忙忙碌碌的表面文章。孜孜以求于“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名，电台上有声，”捞取政治资本，扩大个人影响。对人民群众的冷暖麻木不仁。四川某县的一个农民，他的正当要求多年无果，而得到地方官的批条却能让人背过气去，请看批条内容：“请找联合国解决。×年×月”；“1999年请到月球找太空人办理”等。[6]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急功近利，认为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失业贫困等问题属鸡毛蒜皮，力气下的再大也难彰显政绩，无关领导干部的“形象”和“升迁”。如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为使自己飞黄腾达，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使地方财政背上二十多亿元债务包袱。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可算是时下公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严重的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最可怕的是不诚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生存环境，一些人不守诚信而不受任何惩罚，反而得到好处。当谎言和虚伪在一些时候总是被真实诚信更适合某种环境并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时，老实人就必然吃亏，这样就必然导致更多的人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了不诚信。信用仿佛一条细丝线，一旦断了，想要再接起来，难上加难。

3、个人交往中的不诚信损害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孔子说：“民无信无以立”。韩非子说：“巧诈不如拙诚”。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洁（关键）也。”可见诚和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其实也是整个人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然而，许多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自己，急功近利，言而无信，客观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欺骗，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使人们陷入怀疑一切的境地。

素有社会精英荟萃之地的大学校园，同样可以看到那一处处虚伪失信的“风景线”，考试作弊、抄袭论文、枪手替考、拖欠学费、欠贷不还、随意违约等严重缺乏诚信的现象大量存在。有一个日本教师到中国来，发现怎么有这么多学生作弊，引发了《南方周末》等报纸的讨论。作弊也是践踏、玩弄游戏规则，是一种考场上的腐败。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这些作弊学生的未来，因为触犯游戏规则而遭到惩处的必然是少数，许多作弊高手到了社会上也还会作弊，不过这回可能是行贿，也可能是受贿，也可能是贪赃枉法，当然也还会有落网的，有漏网的。发生在大学生身上助学贷款有贷不还的问题，造成银行发贷款顾虑重重，如履薄冰。除此，“偷盗、赌博、酗酒闹事，犯罪、破坏公物”等，都是大学生不讲诚信的基本表现。

从基金黑幕到考试作弊；从南京冠生园陈年陷月饼事件到金华敌敌畏火腿；从假烟假酒假名牌到毒米毒面毒瓜子；从普通人恶意透支到官员言行不一道德败坏；从股市造假见怪不怪，到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猫鼠同道”；从企业“三角债”雪球般越滚越大，到地方政府对投资者“关门打狗”出尔反尔；从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剽窃他人论文到足球“黑哨”吹痛亿万球迷的心；从给杂种牛美容、隆胸伪装奶牛到老板恶意拖欠民工工资；从假新闻到假爱情……假到人的精神领域。普遍的失信现象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人们对社会的信心。古代的时候，一个村落是一个城堡。现代的时候，一个人就是一座城堡。丧失诚信使我们社会正在付出巨大的成本。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道德上、制度上确保诚信升值，消除欺诈、失信。诚信对于每个人来讲是衡量其品德的重要标尺；对企业来讲关系到它的兴衰成败；对国家来讲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体现，更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基石。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一个国民道德品格高尚的国家是强大的，有竞争力的。

马丁路德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到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世界银行前任行长克劳森认为，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即道德判断，它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7]正如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所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在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互防范，相互猜忌。你打交道的每一个对手都是你的假想敌。真诚的赞美被怀疑成“蒙汗药”；无私的帮助被怀疑为陷阱；诚挚的忠告被怀疑为挑拨离间；甚至连有意无意的一瞥，都会被疑心为谋害的暗号。而你衷心相信的，没准恰恰是你的敌人！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道德滑坡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败血症。

二、诚信缺失的症结

今日世界，无论东方、西方，精神大厦都在倾斜，人们陷入难以自持的精神迷茫。心理疾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人与人相互为敌，冷漠残忍，宗教信仰萎靡，精神理想破灭，真理和信念被相对主义腐蚀，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虚无。《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讲到：文明改变了人类的住房，但没有同时改变住房里的人。今天，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但道德水准确未见突飞猛进；我们的财富在成倍的增长，但自身的价值却越来越模糊；我们拥有的知识越来越多，但判断力却越来越弱；我们已经征服了宇宙外层空间，但却好像遗忘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人的精神家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信誉和信用危机的产生，决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表现为：

一是理想和信念动摇。它既存在于一部分普通百姓（或青少年）之中，也存在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之中。对共产党人来说，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正是理想和信念出了问题，才会导致诚信缺失和腐败分子的滋生。列宁说：“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有些贪官们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又何必为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呢？于是入党时的誓言统统都忘记了，想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我”字，坚信“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利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8]于是腐败分子就开展了一阵疯狂的“捞钱运动”，捞钱后再转移到国外。总之，理想和信念动摇、变异，造成社会诚信危机和官德失范。理想是精神的支柱，信仰是行为的源头，当一个领导干部在这两方面发生危机时，就会步入歧途，就会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背道而驰。毛泽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这句话永远不过时，而教育的重点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问题。人不该为活着而活着，应该为信仰和理想而活。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稳定而持久的信仰。

二是官德失范。尽管崇尚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但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原因，这种美德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民意识。一方面，长期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以本位利益为社会标准的社会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凡是符合本位利益的都是对的，为了一些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平等互利的原则始终没有成为国民的主流意识。另一方面，千百年来长期的人治社会，官本位、长官意志、家长作风盛行，加之长期的农业经济，自由散漫的小农意识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没有形成按规则办事的执政意识。重说教，轻惩罚。诚信始终只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的国民素质。

《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17日报道这样一个事件：10月31日，宁夏吴忠市中宁县新堡中学初一女生王萍因避让领导车队，不幸落水而亡。以副市长王明忠为首的30多名干部无一人下水相救，当官员们悬赏500元请在出事现场的农民相救时，他们反诘官员“你们自己为啥不跳进水里救人？”这几位农民虽与女孩落水无关，但也不是局外人，他们的这一举动颇耐人寻味。不但在宁夏黄湾桥事件现场，在社会的许多场合，我们都能看到公众把对官德失范、不讲诚信的义愤当成自己有违公德、良知乃至违法行为的挡箭牌，而且做起来底气十足，似乎理所当然。“贪官干得，我也干得”，“不拿白不拿”，别人看不下去说他两句，他就拎出这块挡箭牌噎死你，也自然减轻了自己的负罪感。其实，在现代社会里，任何公民都有遵守社会公德的义务，遵守法律法规的责任，并不因他是官员还是一般百姓而有所消长。

不能否认的是，作为身负一方民望的官员，他们还有“开民智、启民德”的责任，职位越高，百姓期望越大，其垂范之责也必然相应提高。治国必先治吏，自古及今，官员们的言行都对社会公众产生不可估量的导向作用，官风正则民风正，官德毁则民德降，“上梁不正下梁歪”，长官之德也必然影响“下官”德行。中国人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很难想象当下一些“精英阶层”以权谋私，诚信缺失的道德示范作用，这种“双重人格”会给人们的品德走势带来正面导向意义。以至“讲话的领导是真的，领导的讲话是假的；领导有一颗跳动的心是真的，说领导有一颗红心百分之百是假的。”从这个角度上讲，端正民风有赖于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官风”支撑。基于社会上官德失范现象严重，江泽民明确指出了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是既要加强各级干部党风廉政建设，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高他们拒腐防变能力，同时又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即提高官德又要提高民德。其中官德的提高尤为重要，官为民之表率，官风决定民风，领导干部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他们的道德行为理应成为群众诚信的楷模。可以说修好官德是消除内忧的关键。官德的失范会削弱执政党在群众中威信；会制约经济发展，会造成思想混乱，使社会失去精神动力；会引起整个道德的滑坡，使道德沦丧；会破坏法律的公正，使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会对社会心理稳定形成巨大的冲击波。腐败实质上是人的道德的堕落，是腐败主体没有恪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党风不正是导致社会风气不正，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官德是赢得民心的重要砝码。

三是法制不健全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弱化。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新制定的各项法规、政策尚不规范、不系统甚至还有漏洞。如果法律和制度上的漏洞一旦让人抓住并利用，就会给国家财产、人民利益造成巨大损失，那么我们就要修改和完善这些法律制度，让规则看守世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如果明知是不合情理的法律和制度，却又不去触动它，那就等于用这些法律和制度在保护坏人，保护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中国传统的诚信教育一贯重形式、重说教、轻惩罚、轻落实，失信约束惩罚机制弱化。许多“焦点访谈”“大案要案”听起来触目惊心，处理结果往往令人大失所望。如2001年第8期《检察风云》报道广东恩平市建行行长侯春幸，36亿人民币被他搞得付诸东流，搞垮了一个银行，把200多名银行干部的金饭碗也给弄碎了，可是这行长换来的后果是“蹲监3年半”。原任河北省长，省委书记程维高靠自己权力让儿子“空手套白狼”，为程家赚到约5580万元，而程维高得到的处分仅仅是开除党籍，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当失信的收益高于相同的资源和时间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收益时，市场主体就会选择违约。

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诚信缺失，不仅要靠舆论监督、思想教育，更要靠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管和处罚。软性的批评对那些坏了良心的人来说，几乎是对牛弹琴。对于那些道德败坏，丧失良知的人来说，一次严厉的处罚要胜于千万声谴责。更重要的是，不论制定怎样的法律，也不论处罚规定多么严厉，终究还要落实得力。如果行政不作为，再好的法律也是一纸空文。每年“3、15维权日”虽然深入人心，假冒伪劣产品仍然层出不穷，对消费者的伤害也从未停止过；“3、12植树节”坚持了20多年，也确有成效，但滥砍滥伐盗木毁林事件几乎天天发生，年年只见植树不见成林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不要以为设个什么“节”或立个什么“日”，这样便“高度重视”“万事大吉”了，往往是节日一过，一切照旧，其余364天又是“愚人节”，这不是对诚信的讽刺吗？循规蹈矩，一丝不苟才是轻松的活法，而凡事无章可循，才使人疲惫不堪。

三、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发动诚信革命

1、在诚信教育中要树立榜样进行示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比任何说服教育的作用都明显。全社会应达到共识，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一个信用缺失的国家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诚信缺失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在2002年的“两会”上，“诚信”成为代表委员谈论最多的一个重点热门话题。这说明，“诚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2001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也与诚信有关，2001年9月19日还被定为中国的第一个诚信日。诚信缺失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应将诚信方面的好坏事例通过社会舆论摆在人们面前，让人们实地去鉴别假恶丑，褒扬真善美。用道德的示范造就一个人，显然比用法律来约束他更有价值。使全体公民从灵魂深处真正意识到，不讲诚信的人将会失去立足社会的根基，不可能有所作为。诚实的人可能常会跌跤，而不讲诚信的人往往栽跟头。遵循做人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惠之于人，受之于己”。“言必信，行必果”。杰明·富兰克林在他著名的“致富之路”演说中讲“时间就是金钱，信誉就是生命”。无独有偶，西方出版的一本名为《百万富翁》一书，对美国1300名百万富翁进行了调研。在谈到为什么成功时，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才华，而是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诚实，有自我约束力”。这说明个人诚信是一种资格，是“第二身份证”，是“经济通行证”，“经济护照”，归根结底是一种财富。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所言：“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2、把强化信用意识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体系的主要内容

从人人皆知的南京“冠生园陈年陷月饼事件”，暴露出国内少数企业不遵守信用的悲剧，并被作为教学案例摆上了清华大学MBA的课堂。这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悲剧。这表明，在我们大规模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消费市场面临信任危机，信用是当今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诚信已成为产品过剩时代的紧缺品了。信用道德是市场发展的前提和基本准则，“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只要能赚钱，什么手段都能“发展生产力”的观念是错误的。“为了利润，必须首先信守道德，诚信就是生产力”，这是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昭示的一条真理。

当前，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教育，市场经济有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价值规律，它随时随地都在发挥自己的威力。可是，人们忘了市场经济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中“一技之长+职业道德=经济效益”。要培养全民的信用观念，诚信、守信要从小时候抓起，要成为德育课的主要内容。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诚信”教育问题，学校、家庭、社会和单位形成教育合力，营造育人大环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让孩子们从小感受到“诚信”的熏陶，远离欺诈和虚伪。充分利用行政、报纸、电视、网络、社会舆论等各种手段广泛进行诚信宣传和教育。要营造一种态势和氛围，把不讲法律，不讲诚信，不讲游戏规则，不讲道德的丑恶现象从市场上清除出去，使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方便，让失信者失利，付出高额成本。

3、建立失信约束惩治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既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为什么不讲诚信能在今天“大行其道”呢？关键是失信的成本风险小，收益大。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制定和推行“失信成本”远高于“守信成本”的惩治制度，健全法律法规，使守信的企业不吃亏，并得到奖励。将失信者永远“淘汰出局，直至名誉扫地，寸步难行。建立这样的失信约束惩罚机制，才能使诚信观念深入人心，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实现契约方的双赢。当然，普及这种诚信价值的手段仅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制约是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孕育一种自下而上的诚信文化，诚信品质，法律规范只是维持这种文化品质的手段和途径。让失信者得不偿失。对被认定为有不良信用纪录的企业和消费者个人应当进行惩罚，这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环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哈佛大学附近地区的教育督导，相当于国内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因为要手下人帮他女儿写一篇关于“奥赛罗”的读后感，被控滥用职权。处分结果是：开除公职，罚款2万，不得再在教育或其他“让人民信任的岗位”担任公职，女儿的作文以作弊论处。哈佛在讲“伦理”课时，这是一个新的案例。讨论时，美国学生认为处罚适当，而大多数亚洲学生认为处罚过重。[9]新加坡一位国家商业事务局局长，在打击商业犯罪中曾立下汗马功劳。但后来因为撒了两次谎，被一撸到底，开除公职，永不录用，没收全部公积金。美国一位邮电局职工康纳利在工伤休假期间，外出打“黑工”，并向劳工部门隐瞒了这些事实，因而判处缓刑2年，前六个月为家庭拘禁，退回非法所得1300美元，没收20多年积累起来的养老金，并解雇。

我们的企业经营者或公民个人一旦有了不良信用纪录，让这些人在一定时间不能再取得工商注册，银行贷款，贷款消费，个人信用卡服务等。为鼓励人们诚实守信，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应获得较高的银行信用额度和更为优惠的利率安排。利用这些政策法则，加强人们诚实守信的自觉性。规则不仅保证着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公平公正，带给他们高效率，甚至保证着他们心灵的自由。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灵魂才在高处放声歌唱。

4、加快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

所谓个人信用制度，主要是指国家监督、管理和保障个人信用活动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其基本内涵包括个人信用登记制度，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信用风险预警、个人信用风险管理及个人信用风险转嫁等制度。个人信用制度根据成本——收益原则，使个人信用违约成本大大高于违约收益。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具有法律强制性的外部约束力量——制度来规范个人信用活动当事人的信用行为，引导个人守信意识的提高，从而建立起信用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当前，首先要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档案登记机制。其次要建立规范的个人信用评分机制，对个人信用状况进行评分登记，成为终生评判一个人的依据，并作为升学、就业、升迁等重要依据，并上网公布，伴随终生。我国一位留学德国的学生，毕业后准备在德国就业，由于留学期间三次坐车不买票，以后就业处处碰壁，“你就是那位三次逃票的中国留学生，对不起，我们不需要你。”一位在日本东京餐馆洗盘子的中国留学生，由于“聪明”的少洗两遍（日本餐饮业规定，盘子必须洗7遍）被老板辞退，以后再三到其他餐馆应聘，均被拒绝。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一个人你可以骂他、打他等，但不能说他骗人，不讲诚信，这等于断了他的生路。

信是立身之本，更是立国之基。人之失信，害在几人；社会无信，人人自危。信用经济等不来，信用社会的建立也非一日之功。与其扼腕叹息，不如从现在做起，全社会共同点亮一个“信用中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