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国家的信用等级，“不能仅仅参考对我们有利的指标”，客观中立才是评级之本

【背景】2010年7月11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在北京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评级。大公称，“这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此次大公评级的50个典型国家中，有20个属欧洲国家、17个位于亚洲，还包括北美州的美国和加拿大、南美六国、非洲三国和大洋洲两国，GDP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90%。

大公评级中，中国信用等级为本币AA+、外币AAA，而美国本币和外币均获评AA，低于中国。

与三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的评级结果相比，大公对一些重要国家的偿债能力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大公也提及，从大级别(不考虑+/-号的差异)的评定看，上述三大评级机构之间的信用等级差异则较小。

上述三家评级机构相比，大公的评级存在明显级别差异的国家共为27个，占总数的54%。大公所评一致高于上述三家评级机构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政治稳定、经济表现较为优秀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对经济发展缓慢、债务负担沉重的发达国家，大公的评级更低。

大公负责人关建中说，大公评级标准，核心要素是“国家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据此，它给予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9个国家更高的信用评级；而给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冰岛等18个国家的评级更低。

大公认为，国家信用评级之所以有上述差异，具体原因出在评级理念和方法上，根本原因则在于大公“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平等维护国家信用关系各方利益”。

大公国际于199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发起单位包括中国金融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协会、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金融学院等机构。

如何全面认识国家信用评级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对大公这份意在“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国家信用评级报告，应该如何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认为，如果仅从国家债务偿还能力分析，大公国际评定“中国信用等级高于美国”的结果“可以接受”。但衡量一个国家的信用等级，“不能仅仅参考对我们有利的指标”，客观中立才是评级机构生存之本。

余永定指出，国家信用等级评定的核心标准就是债务偿还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家债务余额占其GDP的比重。日本该比重接近200%，美国在2015年会达到100%。相比之下，中国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仍未超过20%。即使考虑到隐性债务，中国这一指标依然远远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除了国债占GDP的比重，国家的整体债务/储蓄结构对其债务偿还能力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日本为例，尽管日本的国债/GDP比重远远高于美国，但作为“净债权国”，日本超高的储蓄率部分冲抵了债务，整体外部融资能力和债务偿还能力必然高于美国。“中国的储蓄率世界第一，也使中国的债务偿还能力大大增加。”

非但如此，如果采用“净债”作为衡量国家信用的标准，中国则根本不存在债务偿还能力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总负债”减去“总资产”，“净债”为负值，这说明“中国政府不欠债”。如此说来，中国国家信用等级高，非但“可以接受”，而且“毫无疑问”。

但是，余永定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信用等级，“不能仅仅参考对我们有利的指标”，这样的做法未免“自娱自乐”。以上的分析“只能说明目前中国财政状况良好”，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整体信用状况一定优于发达经济体。

他认为，“大公”评级结果遭到了一些质疑，问题在于标准不统一。大公作为一个几乎缺乏国际影响力的评级机构，即使其“创新标准”能够自圆其说，但得到国际各方认可，还需假以时日。而它如能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或能够提供两个标准之间的“换算规则”，那么评级结果的可接受性会大大提高。

“纯内资”的大公国际一直以其独具“政府背景”为傲，但这个“优势”不但未能让这份“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发的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得到更多的重视，反而成为近日坊间争议焦点。对此，余永定认为，对于评级机构来说，客观中立才是生存之本。

在他看来，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让各国吞下了“评级潜规则”的恶果，国际老牌评级机构饱受指责。这对国内评级机构来说，的确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如何证明其“独立性”和“专业性”，却是其扩大国际影响的挑战。

余永定建议，可由数个国家牵头，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评级机构。实际上，印度前中央银行行长等就提过类似建议。中国不妨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主动牵头，促成这一机构尽早成立。这对改善亚洲各国一直以来丧失“评级话语权”的状况或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