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半个多月里，虽然媒体已经将“达芬奇”家具的各种猫腻揭露得体无完肤，但直到8月3日，达芬奇家居公司还致信媒体，仍然只承认个别产品存在问题，并称舆论的批评是媒体杜撰的谣言。（据上海《新闻晨报》）

我相信，不管达芬奇家居公司如何辩解和反驳，它在公众中的造假形象恐怕难以挽回。那些动辄以数百万元购买一套家具的大佬们，也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一旦他们发现自己上当，那么再多的狡辩也难以唤回他们的心。

结合此前的众多报道可以发现，达芬奇家具的核心问题，就是假冒进口产品，以海关“一日游”方式忽悠消费者，并通过天价销售策略，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媒体批评说，迄今为止，人们未见权威部门就达芬奇的质量、欺诈行为和其他有关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公布结论，这让公众平添了更多的疑问和猜测。

在我看来，质检部门也许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顺应舆论宣布达芬奇质量有问题，却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和事实认定，而根据当前的质量标准，达芬奇也许还不到不合格的份上；如果认定达芬奇家具没有问题，质检部门恐怕又要面对公众的质疑和不满。

就事论事，要解决达芬奇家具的这场闹剧，最应该出面的，除了质检部门的及时调查和公开信息，还有工商、物价、海关甚至公安等部门，他们需要各司其职，比如工商查是否违法经营和欺诈，物价查是否违反价格政策，海关查是否存在走私，公安查是否存在诈骗等行为。遗憾的是，那些部门都躲得远远的，这也看出，在关键时刻，政府的有关部门是不是真的维护民众的正当利益和市场的公平秩序。

对于消费者而言，能不能成功地退掉已经购买的达芬奇家具，或许是最现实最迫切的话题，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绝大多数人不存在退货的问题，大家关心的是造成“达芬奇忽悠症”的原因，以及如何防范这种闹剧的再度发生。

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一提到达芬奇，第一反应就是画家。事实上，达·芬奇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之一，为欧洲乃至全人类的艺术和人文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不仅是画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寓言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地理学家和建筑工程师。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才，显然是精英阶层仰慕的对象甚至崇拜的偶像。

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新加坡夫妻潘东尼(Tony Phua)和潘庄秀华(Doris Phua)在中国大打精英牌，以达芬奇的品牌生产和销售家具，成功忽悠了一批又一批有钱人。我们设想一下，那些同样的家具，倘若取名“桂花牌”、“钻石牌”，或者“万鑫牌”之类，一定让人感觉缺少大气和人文韵味，销量和价格也一定难以走高端路线。

在数千年的封闭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存在夜郎自大的骄傲和首鼠两端的民族自卑性，两种情感长期以来交织在一起，煎熬着多数中国人。一方面，中国长期以天朝自居，以世界的中心自满，自宋以降，多数人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正在发达的文明，大家信奉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以至于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后，很多人在震惊之余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当洋枪洋炮在短短数年间就彻底击溃了封闭的中国王朝之后，不少中国人承受了从极度自尊到极度悲戚的心理落差，并自此患上了恐洋和崇洋结合症。

这种轰然的文化撞击，造就了许多中国人对西式文明的心理迷信和心理依赖，在那些人看来，即便纯属中国土生土长的事物，哪怕取个有洋味的名字，亦是一种荣耀。由此而来，诸如“达芬奇家具”之流，便有了生存和受宠的机会。此为“达芬奇忽悠症”的社会文化根源。

从市场秩序管控的层面来看，中国官员至今没有建立起完全规范、彻底的工作流程，主观性、随意性、选择性执法，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常见毛病。这些衙门里的官老爷们，一方面和众多国人一样，深受崇洋媚外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心灵深处刻上了崇洋的烙印，另一方面又让这些心理规律影响到工作之中。

常常去邮局的人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如果你是寄的国内信件，邮局的工作人员通常态度不够好，甚至有些不屑和不耐烦，如果你收寄的是写有洋文的信件，所感受到的服务热情一定远远超过前者。何哉？依然是官家人员崇洋、恐洋的心理使然。于是老板们便意识到，如果将家具起个洋名字，不仅能忽悠消费者，还能忽悠政府相关监管官员。此为“达芬奇忽悠症”的社会管理根源。

当然，如果我们以为光是国人的崇洋心态成就了达芬奇家具，恐怕还不足以解释“达芬奇忽悠症”的巨大成功。迄今为止中国产品和国际产品巨大的质量差异、质量检验标准、管理服务水平等，也是另一个重要的根源。

以汽车业为例，中国经历了近20年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后，却发现几乎一无所获，市场被国际品牌抢占殆尽，而国产品牌依然没有形成像样的自主技术和自主开发。不止是汽车，在IT、高端电器等其他众多领域，中国产品依然停留在低端质量和低端服务的“双低”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和高端技术没有太大关系的普通产品，比如食品、玩具等，国产品牌和国际品牌依然存在巨大的价格落差。个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监管力度和服务水平有天壤之别。同一款产品，如果是出口的，或者是国际产品进口的，就会按照国际上更安全的标准进行检测和监管，只有中国自产自销的产品，才是无视公共利益和安全的代名词。

可以说，历史文化心态、社会管理失范、安全标准差异、市场秩序失衡，诸多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造就了达芬奇的假洋鬼子品牌及其忽悠效应。

我们不能否认，作为一个活在现实秩序中的人或机构，无法逃避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无时不在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达芬奇家具的取名，本身并不是错，它错就错在走得太远，让洋名字变成了洋忽悠。而政府管理部门不对“达芬奇们”进行信息查对和信息公开，亦是铸错的大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达芬奇家具本身也是这场社会闹剧的受害者，只不过是，它在受害之后又扩大恶果，将更大的伤害传递到了更多消费者和整个市场。所以，对于达芬奇家具的欺诈行为，有关管理部门一方面确实需要依法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政府还不能就事论事浅尝辄止，政府需要做的，是对市场中批着洋外衣的各类品牌进行一次筛查，公布相应的信息，让消费者在明白中去选择而不是糊里糊涂就当了假洋鬼子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