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砚青 | 北京报道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零售药店，近日，少见地出现在了中国的医改政策中。

10月14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零售药店提供中医坐堂诊疗服务。

根据《意见》，我国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总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以上。

11月8日，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巡视员温再兴表示，在这个总规模达到8万亿的大健康服务业市场中，现有42万家零售药店应该是大有作为的。作为医药流通行业的主管部门，商务部正在积极推动将零售药店尽快打造成为健康服务业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平台。

零售药店“行医”？这一政策的出台，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关注和讨论。

“营业员超过一半都是医药代表”

“您好，咱们这边可以免费测量骨密度！”刚推开坐落于北京某繁华商业街上一家连锁药店的大门，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士便热情洋溢地迎了过来，试图向记者介绍补钙类保健品。

记者一边摇手谢绝，一边穿越多个保健品、营养品、护肤品、甚至酒类产品的营销柜台，一路寻找，来到了药店深处的胃肠道用药区域。

“请问有治疗腹泻的药吗？”记者问。当得知是记者本人服用后，营业员先后向记者推荐了售价分别为33元和22.8元的两种药。

“有没有那种最普通的瓶装黄连素药片？”记者问。“没了，刚卖完。我给你推荐的这两种药里都添加了中药，会温和许多。”营业员补充道。

看到记者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营业员弯腰从最下面的柜台拿出一瓶盐酸小檗碱（即黄连素）：“你运气挺好，这儿还有最后一瓶，我以为卖完了呢。”售货凭证显示，这瓶盐酸小檗碱的售价是9.5元。

听罢记者的讲述，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临床药师刘玲（化名）笑着说：“没她说得那么邪乎，这些药的疗效都差不多，她这么做也许是拿了厂家的好处。”

一位被圈里朋友称为超哥的医药代表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具有相同功效的药品少则十几种，多则上百种。老百姓进到药店买药时，通常都靠营业员来推荐。“凡是营业员跟你强烈推荐的药，回扣肯定都少不了。”超哥说。

多年从事药店营销工作的杨先生告诉记者，“除了拿医药代表送的回扣，营业员还会凭业绩领工资，卖得越多越贵，赚得也就越多。”据杨先生介绍，很多医药代表都会在他们认为的重点药店驻扎售药。“我的药店里一共有11个营业员，里面其实有6个都是医药代表。”杨先生告诉记者，很多药店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

“我们更重视营业员的销售技巧”

“这么做不违规吗？”记者注意到，今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新版GSP）中明确强调，非本企业在职人员不得在营业场所内从事药品销售相关活动。

“国家虽然不允许，但是现在零售药店都这么干，反正目前还没人开始管。”杨先生说。有关部门目前对于药品销售人员的管理并不十分严格，除学历要求外，没有要求营业员需具备医学背景。“营业员上岗前需要考一个上岗资格证，不过这个证很容易考。国家还要求药店要对他们进行岗前培训和再培训。不过，我们更重视的是营销技巧的培训。”杨先生说。

坐堂大夫主要是卖药

“药店主要销售四类产品，分别是医疗器械、保健品、成药和中药饮片。而成药又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对于药店来说，利润最高的是保健品和医疗器械，其次是饮片与非处方药，处方药的利润最低。”杨先生说。

“咱们国家规定只有医生才有处方权，但是现在药店里那些开处方的人，充其量也就是个执业药师。”刘玲告诉记者，国家在新版GSP中规定，一家药店至少要配备一名执业药师指导合理用药，但实际上，执业药师只能审核处方，并没有开具处方的权利。

“一般到药店里买处方药的都是些比较着急的人，我们主要也就是开点儿抗生素什么的，有危险性的药一般不开，所以要求也就没那么严格。”杨先生告诉记者，“其实很多在零售药店里开处方的人甚至连执业药师的资格都没有，通常都是干了很多年、有经验的营业员。”

咨询机构中投顾问的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国内零售药店数量超过42万家。根据《2012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截至2011年全国执业药师的数量只有20万人。这些执业药师中的绝大部分又都在医院和药企工作，真正在零售药店工作的执业药师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药店里如果没有医生，这些处方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记者问道。

“我之前在医院里做了几十年的医生，所以我自己留有一些处方单，而且我原来那些同事也会帮我从医院拿一些出来。至于其他的零售药店，有自己印的，也有仿照其他医院和药店印的。”杨先生说。“管理部门只要求我卖了处方药就必须得有处方，并没有规定我的处方来源。”

“抗生素是处方药，国家近年来反复强调要谨慎使用抗生素，因为滥用抗生素会导致细菌广泛的耐药。但是据我了解，现在零售药店对此并不十分重视。你可以去那些药店试着让他们给你开抗生素，十有八九都会开给你。”刘玲说。

“一般在药店里坐诊的医生都是有行医执照和工作经验的，但是要说他们的医术到底有多高明，那可就没准儿了。反正他们开的都是中药，就算吃不好，一般也吃不坏啊。”杨先生告诉记者，药店聘请坐堂大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开药方、卖中药。“中药饮片的利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那些在药店里坐诊的医生通常都是从医院退下来的。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那些有真本事的医生退休后通常都会被医院返聘，要么就自己开诊所，或者在家帮人看看病。”刘玲对记者表示，“说句不好听的，那些每周跑去零售药店里出诊的医生，大多也都是因为没什么其他的好去处，至于医术，恐怕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对话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武滨：

大量管理缺失的单体药店成为藏污纳垢之所

《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尽管政府有关部门希望将零售药店尽快打造成为健康服务业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平台，但是我们在暗访中发现，目前零售药店在经营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在零售药店中普遍存在？

武滨：国家前些年出台了不少关于药品监管和医改方面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却都没有关注到零售药店行业。政府有关部门在设计医改政策时，更多的是关注公立医院或医保制度的改革，一直没有关注到药品流通行业。

近一两年开始，国家已经越来越重视零售药店的发展。商务部在去年就委托我们协会从事关于零售药店的调研，从而拟出一些有利于零售药店特别是零售连锁药店发展的相关政策。

至于零售药店是不是能够承担健康管理方面的服务，我认为，如果你一直不让它们去尝试，拦着不让它们做，或者只是一味地指责，那么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做好。只有放手让它们去做，同时给出一些行业规定，做得好的就鼓励，做不好的就淘汰，这个行业才有可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此外，单体药店发展过快、管理混乱也是造成零售药店种种乱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零售药店中单体药店的数量占到全部零售门店的2/3。这些单体药店实际上是在各地地方主义保护下产生的。大型注射剂产品生产企业是由国家审批的，普通的固体药剂是省内药监局审批的，唯有单体零售药店的审批权在市一级的药监部门，像北京单体零售药店的审批权则在区一级。对于市一级的药监局来说，他们只有审批药店的权力，所以这些年单体药店数量增长很快，跟地方药监局的大量审批不无关系。

单体药店相比连锁药店来说，没有品牌约束力，这些单体药店的目的就是挣钱，所以它们对待病人可以说就是宰着一个算一个。而且药监局里从事零售药店行业监管的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又不可能每天走进各个单体药店进行监管，长此以往，大量的单体药店就成为了行业监管盲区。

当然监管部门已经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向好的。商务部在《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中提出，到2015年我国连锁药店要占到全部零售门店的2/3以上，我相信未来那些管理混乱、藏污纳垢的单体药店在监管和市场竞争之下会被逐渐淘汰。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新版GSP中规定，一家药店至少要配备一名执业药师指导合理用药，但我们国家执业药师的数量远远少于零售药店的数量，这样的矛盾应该怎么解决？

武滨：与其他行业发展一样，零售药店的发展也在推进与信息化的融合，一旦零售连锁率提升，执业药师数量的短缺就不再是一个制约药店发展的重要因素了。比如广州很多大型零售连锁药店都展开了执业药师在线服务，6个执业药师在公司总部通过视频系统向连锁品牌旗下100个零售药店提供在线诊疗服务，病人来买药时可以通过实时的视频系统向药师对话、提问。这样一来，不但解决了执业药师数量短缺，也降低了药店的人力资本。

《中国经济周刊》：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鼓励零售药店提供中医坐堂诊疗服务。您对此怎么看？

武滨：我们国家真正的中医大夫数量奇缺，能够纯粹按照中医理论为患者看病的中医不超过3万人，严重的人才短缺。

《中国经济周刊》：国外的零售药店又是一种怎样的经营状况呢？

武滨：国外零售药店的连锁率非常高。中国前三名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合计营业额不足整个市场份额的10%，而美国连锁药店前三强所占的市场份额则超过了70%。

美国的零售药店不仅仅是简单的药品经营，它更是承担了一部分医院诊室的功能，像疫苗接种、慢性病治疗、慢病管理，甚至包括透析、化疗都可以在药店的诊疗室内进行。你只要拿着医院医生开具的正规处方，就可以在我这里买药并接受注射。这样一来，既减轻了医生和医院的压力，也极大地方便了患者，所以在美国的医院里基本不会出现“看病难”的问题。

另外美国、日本等国政府在推动零售药店发展上都给出了很多鼓励政策，毕竟零售药店是在为民生服务，国家为了保障民生、鼓励大家开药店，就会给出一些税收减免政策，降低药店经营成本，从而使药店有能力聘请更多中高级职业技术人员，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