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的“信用”主要指道德观念，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社会美德。现代经济中的“信用”也要求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同时还是一种资源，具有可量化的经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经济中的信用是商品、是资金，如银行授信额度、个人消费信贷、信用评级报告、信用卡等。

经济利益是原动力

我国正处经济转轨时期，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建立信用体系实际上就是建立信用的市场体系。要有供需双方，有生产原材料的(信用信息征集者)，有生产商品的(信用报告方)，还要有使用信用报告的购买者。信用市场的交易行为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依照市场原则运行。

因此，建立我国信用体系一方面要深入开展关于信用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把信用作为一种资源，将经济利益作为建立我国信用体系的原动力，按照商品交易原则，运用有偿交易、等价交换、第三方中介等市场机制建立现代经济的信用规则和管理制度，推动和加快我国信用体系的建设。在信用体系建立过程中，政府无疑要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应是辅助力，市场的力量才是主动力。

“不交往”“不信任”自有威慑力

经济欺诈、逃废债务、制假售假等属违法性质的失信行为，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条款对其制裁。但拖欠货款、延误交货日期、产品质量不合格等经济行为中，有相当一部分够不上触犯法律条款，如追究其失信原因，则更难判定其属违法行为——如第三方失信、经营决策失误、企业管理混乱、技术设备落后等，将这种失信行为移交给司法部门后，往往因很难找到相应的违法条款和量刑标准而无法判决。但这些够不上犯法的失信行为，又必须禁止或惩处。

对法律法规难以穷尽或无法覆盖的失信，要动用信用体系的力量制裁失信者。信用体系动用的是社会惩戒机制，执法机构是社会全体成员，监督由全社会负责，惩处也由全社会执行，执法的方式是非强制的“不交往”或“不信任”，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对失信者“不信任”的环境和氛围。失信者仍在社会中生活，但无形的“信用围墙”却阻断了其与社会的自由交往。

“不交往”或“不信任”，虽不具有强制性，却有强大的威慑力量。一个人一旦有了失信记录，信用体系将使其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使失信者对交易对方的失信转变为对全社会的失信，引发全社会对失信者的愤怒和制裁。如：无人与其做生意，无人给其贷款，无人为其担保，无人聘其为雇员，也无人愿被其聘为雇员，就连购买各类保险的保费也要比他人高许多。这种制度安排，失信者不仅在道德上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在经济上也受到实实在在的损失，特别是损害了自身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