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信用可以‘当钱用’。”在日前于浙江杭州召开的2017首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在发表主旨演讲时说，杭州的城市信用建设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验证了城市是信用体系建设先行先试的重要阵地；信用建设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

据介绍，过去两年，43个城市启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全国659个城市的信用状况评估结果显示，既有一些城市不断创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也有一些城市“因认识不到位、行动不及时而被警示或约谈”。

城市信用建设不平衡是怎么造成的？信用城市应该长什么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章政教授接受采访时一一剖析。

记者：城市信用建设核心是城市数据的打通，此非易事，据您观察，目前中国城市信用建设中面临哪些问题？

章政：从近年情况看，城市信用建设从政府到民间，关注度及热情，较之以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是建设不平衡，中国有600多个城市，现在纳入全国的试点、示范的城市，也就43个。二是在城市信用建设过程中，缺乏案例，意味着没有可借的鉴经验，这是一个大问题。

三是城市信用建设在技术层面上，每个城市突破口都不一样，有些城市是从法律突破，有些是在生活层面，有些是在特殊的城市管理层面……因此，各城市在信用建设人员配备上就很纠结：应该由哪个部门牵头？目前多数城市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管理或职能性推动部门。

第四个问题涉及城市信息。城市信用有很多指标，由此涉及诸多信息的采集。而各城市、各部门在信用信息采集过程中，信息标准、信息更新等没有统一标准，这就会阻碍诸如统一评价等一系列工作。如无锡的评分在杭州是否有用？杭州有用的评分在惠州上海是否能用？答案是不能用。这就证明城市信用信息尚未做到互联互通，无法实现共享。

第五个问题有关落地。现在城市信用的概念有了，但跟老百姓的生活怎么结合？

记者：目前城市信用建设面临这么多不足，能有什么举措解决？特别是在顶层设计层面。

章政：顶层设计层面，我觉得首先要在学术上、理论上，包括政策层面采取措施。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学术上和学理上，对信用的内涵，包括信用城市的内涵、信用体系的内涵，还没阐释清楚。所以，要做梳理，先从理论上讲清楚。

再看政策层面，发改委领导到场参加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本次论坛提供了很多案例，其实是在通过示范、教育，甚而是通过政策给予推动和呼吁。

我想，城市信用建设还是要基于一个城市的内生动力，该动力源一定是政府的转型，包括政府自身定位的调整以及将来跟市场的关系的调整。

记者：中国的信用建设，是否有西方国家先例可参照？

章政：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开展了20年，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目前所有的部委都已经建立了本领域的信息系统。以海关为例，所有进出口贸易相关企业的相关信息，都记录在案，所有的信息都在政府的数据库里。此前政府管理市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生变化。十八大以后，政府提出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所以慢慢地要把市场这只手还给市场。

从2014年开始，国务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将这个问题做了重新梳理，下一步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在四个方面：个人、企业、政府诚信以及司法公信。

从这个层面观察，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国外没有的。西方的社会信用建设，是纳入到市场经济内部的，经过200多年的历史慢慢形成的。而我们是有意识的，是倒逼的。2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很多假冒伪劣问题，甚至是欺诈、恶意偷逃税等问题，从那时起，信用建设开始受到关注，而政府已开始行动。

政府的平台，各个部门分管纵向的行业，纵向做得再好，互相之间不关联也不行，加之离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远，所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出台以后，若要推进个人、企业、政府、司法四方面的信用建设，需要借助新的平台。行政平台可能是最有效的。所以政府就将城市纳入进来。

中国600多个城市有一半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城市如果能够将信用改善了，那么中国社会管理，包括整个经济管理、市场管理，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城市信用建设的意义不止于“弯道超车”，而是“换道超车”，而且是“直道”。这种做法是西方没有的，是中国特色。

记者：未来信用城市到底会是怎样的形态？

章政：到今天为止，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也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信用城市长什么样？我觉得它应该最终取决于老百姓的感受。城市信用建设分布在诸多层面，是多元的，包括老百姓的吃住行、工作和相互交往，甚至和政府的关系。因此，城市信用建设一定是多元切入、多个场景落地：有的是从生活切入，有的是从生产资料切入，有的是从企业作为法人的角度来切入，每个城市各不相同。最终的诉求就是让老百姓感到生活方便了，社会生活环境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