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汉年逾古稀，生活困难，其儿子拒绝支付每月200元的赡养费。无奈之下，张老汉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将老人的儿子张某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张某到法院承认错误并履行了赡养义务。这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从拒绝支付赡养费，到主动去法院承认错误并履行赡养义务，足以见证法院系统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的威力。自人民法院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来，20%的“老赖”主动履行了责任。此项制度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就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实施之后，通过更为全面的部门间合作，编织了一张权利约束网，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倒逼效应。

让守信人处处受到欢迎，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应当是一个信用社会应有的基本规范。在征信体系成熟的国家，一个人若有失信的“污点”，那么就会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寸步难行。除了出行不能乘坐飞机、高铁外，还不能贷款和融资性购物，甚至在就业与消费方面都会受到限制。法院判决作为司法程序，却使用了道德性的惩戒措施，足以看出成熟而完善的征信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作用。只有让这些失信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才会对失信的后果生存敬畏，在行为上恪守底线。从某种意义讲，赡养“黑名单”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也成为完备的征信体系应有的标杆。若每个失信者都面临如此严重的后果，那么中国式的征信体系就完备而成熟了。

不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确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尽管构建中国版的征信体系已启动多年，然而目前依然处于部门化、碎片化的状态，制度的威力不能充分得到显现。在目前的各种黑名单制度中，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最具刚性，也取得了最好的效果。以治理老赖为例，尽管有20%的人囿于制度威力而主动履行责任，然而反过来理解，依然有80%的人未能履行。法院领域的黑名单制度尚且如此，其他行政单位的黑名单制度的效果自然就难以乐观了。

社会诚信不彰，皆在于诚信的约束机制失灵，制度未能发挥必要的促进作用。赡养“黑名单”应成诚信体系目标，也是征信体系建设的方向，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公共治理课题。在现实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被甲地纳入黑名单的单位和个人，在乙地依然畅通无阻，或者在甲领域受到限制，在乙领域依旧翻云覆雨，究其原因，皆在于制度建设没有做到一体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基于此，以赡养“黑名单”作为标杆，打破行业间、地域间和部门间的藩篱，密织一张整体联动的大网，才能真正推进征信体系的质变，让“黑名单”制度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