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左）接受记者采访。当天的发布会公布了成都红会募捐箱捐款发霉事件的调查情况等。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 摄

2012年12月29日，调查组成员在成都一地下仓库内调查。新京报记者 李超 摄

红监会委员调查发现了募捐箱内长毛的善款。

正遭遇信誉危机的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6月9日，讨论了自身定位和转变职能的问题。此前被不断曝光成员与红会有利益关联后，这个承载着“独立监督红会工作”使命的机构，准备对自身改革。他们反思，认为成立之初就定位不清晰。

记者调查发现，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初，便被赋予多重角色。过去半年中，委员们也承担多种工作。部分委员在进行监督，同时承载与媒体沟通职能；部分委员承担红会咨询顾问角色，还有部分委员在为红会的改革做课题研究。

“社监委和一般的咨询委员会的区别是什么？”6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14名委员开了年中会议，一个重要议题是“定位”问题。

按红监会此前计划，今天，他们将就此召开媒体见面会。

这个被认为承担监督红会功能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正处于信任危机风暴。

过去一个月内，全体16名成员中，9人已被一一“起底”，网友认为他们与红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难行独立监督之责。

多名委员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红监会内部也一直在讨论和反思。

“不是委员之错，不是公众之错。”对于红监会今日之局面，多名受访委员认为，在成立红监会之初，就定位不清晰。

用改革跑赢危机？

红会遭遇郭美美事件后，想借助专家促进改革，另一方面，国务院要求社会监督，红监会在此背景下诞生

红监会成立于半年前。2012年的12月7日，16名委员由红会邀请上岗。

那之前，红会正经历着自己的信誉“低谷”，尤其是此前郭美美事件的余波。

6月11日，委员之一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回忆，2011年10月，她组织了一个红会改革的研讨会，刚到红会任职不久的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参加了。

会上，专家们强烈批评红会，“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6点”。会后，赵白鸽邀请杨团等专家做红会改革的课题。

杨团说，赵白鸽在对红会调研后，发现了很多问题和疏漏，迫不及待要启动改革，甚至希望“改革跑赢危机”。赵白鸽希望更多体制外的专家参与到红会改革中。

而红监会成立的直接背景，则是国务院的要求。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提出，“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红总会内部一名工作人员分析，国务院的要求，应与“郭美美事件”引发红会信任危机有关。

杨团从2011年11月开始做红会改革的课题。她的方案中曾提出，设立监事会进行内部监督，同时招募志愿者进行社会监督。

据介绍，监事会需要红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授权，而会员代表大会要到2014年10月举行，理事会也要等到明年，“这在时间上等不及”。社会监督委员会，目前是由理事会下设的执委会授权。

今年6月13日，红监会委员、北京大学陆正飞教授说，红监会的问题是权源不清，红监会的监督权是执委会授予的，“这就是比较尴尬的，执委会邀请我们去监督执委会”。

2012年12月7日，红监会的成立仪式上，赵白鸽介绍，红监会与红会，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红监会是独立的机构，“职责是要对整个红十字会的发展战略，人财物的管理、项目的管理，特别是民意的收集和表达，这四大功能。”

这个定位，超出了国务院对社会监督委员要“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的要求。

请来“朋友”做监督

委员王永认为，如果当时能公示一个月，接受大众监督，各委员上报是否有关联合作，就不会有如今的质疑

“委员不是社会投票选出来的，而是红会邀请的……”6月，面对质疑风波，多名红监会委员对记者表达，自己不是公众赋权，无法代表社会公众。

红总会内部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红会从去年8月份开始筹备成立红监会，邀请的是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

6月2日，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永说，当时是红会副会长郭长江向执委会推荐了他。他称2007年时就与郭长江相识。

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是以民间志愿者身份被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推荐。

6月3日，张勇说，蓝天救援队一次位于凤凰岭的演练中，他认识了刚上任红会不久的赵白鸽。

6月13日，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他此前就担任红会直属机构红基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主要做的是咨询工作。红会邀请他时，他第一感觉就是邀请来做咨询工作。

王振耀之外，北大副教授金锦萍也是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她曾做红会修订《红十字会法》的一个课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翟晓梅6月12日说，她会被邀请到红监会，是因为她是卫生部器官捐献专家成员，而红会也是相关单位。她认为自己能做的，就是从专业角度提建议。

最终红会邀请了16名专家、知名人士组成。其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红监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据介绍，对于媒体人士的选择，曾有人建议崔永元，红会讨论后选择了白岩松。

也有一些知名人士拒绝了红会的邀请。据了解，于建嵘、巴曙松、潘石屹等当时都拒绝了。

由红会聘请来的委员，能否独立监督红会，日后成为焦点问题。“如果当时能公示一个月，接受大众监督，各委员主动上报是否有关联合作，事后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6月2日，委员王永说。

2012年12月29日，红监会通过了内部章程，明确“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

章程总则中写明的职责同时还有：“征集并转达社会公众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行动战略和工作计划提出建议”。

“拿了钱，怎么监督你们？”

王永称红会曾找他做品牌咨询项目，他拒绝了。委员袁岳则帮红会作评估，收费6万元

成立后通过章程的那一天，去年12月29日，红监会同时也在进行着一次关注度很高的监督调查。

去年12月26日，网上曝出成都红十字会募捐箱管理不善，善款长毛。当月29日，委员张勇到成都调查，王永在北京做后方支援。

□新京报记者 李超 魏铭言 实习生 付宗恒 邝惠敏 北京报道

赵白鸽派红会新闻发言人姚立新与张勇一同前往。

在成都，张勇调查发现了长白毛的善款存放于募捐箱内，并发现成都红会一些管理混乱的问题。

在红监会向红总会提出要求后，涉及的几名相关当事人接受了调查。

1月4日，红监会召开发布会，由其新闻发言人王永公布了调查结果。赵白鸽也派秘书到了现场。

据红会内部工作人员透露，这次调查，让红会形象有所挽回，赵白鸽对红监会也更有信心。

1月下旬，红监会收到河南张甲玉先生的材料，说2009年台湾台风后，他通过当地红会捐款8万元和一幅自己的书法。郭美美事件后，他去查捐款去向，工作人员称已转给台湾。他写信给马英九，台湾方面回复没收到。

王永说，他看到举报马上给张甲玉打电话，“我会认真调查这个事情，给你一个交代。”

据媒体报道，3月25日，赵白鸽到台湾访问，将张甲玉的捐款交给了台湾地区红十字总会长王清峰。

赵白鸽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红监会是她到红会后最满意的一项改革。

5月中旬，在红会举办的中非论坛上，赵白鸽演讲时专门将红监会作为“特产产品”进行推介。

王永称，1月4日“捐款长毛”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后不久，红总会的中层领导曾三次找到他，希望他能接一些红会的品牌咨询项目。

“我当时就说，别害我了，拿了你们的钱，怎么监督你们呢？”王永认为，红会方面对利益回避问题，“不是太敏感”。

调查显示，在红监会成立不到一个月时，委员袁岳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就承接了红会的博爱家园评估项目。

6月6日，袁岳说，他当时提出由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来做，红会则更希望先自评，但又认为不具备自评能力，便希望袁岳的公司配合。零点公司因此提供了技术支持，并收取了6万元成本费用。

类似的合作，后来被网友质疑，并被网友“挖”出更多。

尴尬的独立“监督权”

委员张勇到成都调查捐款长毛的事，要在当地红会人员结束陪同后，偷偷再跑出去

当初红监会成立大会上，赵白鸽曾表示，将全力保证红监会委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监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不过，多名委员认为，监督权，是红监会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成立之初，委员之一的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就提到“如何保证‘执法权’”。他说，“比如说我要去监督一个地方红会，我要想看看社会捐赠资金是否按照捐赠意愿使用了，我凭什么去检查它，它凭什么接受我的检查监督”。

调查成都捐款长毛事件时，委员张勇曾感受到来自地方红会的抵制情绪。

成都红会将调查组的行程安排很紧，还安排参观博爱家园项目以及与志愿者座谈等。

当时，张勇是在当地红会陪同结束后，又悄悄出去会见当事人和进行调查。

雅安地震后，出现摊派捐款的现象，红监会在官方微博上批评了某地红会。这个地方红会很恼火，“明明体制就是这样，为什么单独批评我们？”

网友对于红监会活动经费，会否影响其独立性也提出了质疑。

此前“善款长毛”事件的调查，根据媒体报道，费用由红总会负责。红监会章程里也写明，办公经费和场所都由红会提供。

4月27日晚，红监会新闻发言人王永做客人民网时透露，工作经费由红会支付，“这符合国际惯例”。而次日红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赵白鸽称，红监会运作经费全部由委员自筹。

多名委员接受采访时称，红监会成立后白岩松捐款5万元，后来的办公经费主要来于此。

据介绍，红监会成立半年来，对于红会工作缺失导致的一些问题，有时在官方微博中发布公告，有表示批评、谴责，不过最终并没人为问题承担过责任。

红监会最多“建议”如何处理。

“重查郭美美”引发风暴

红监会官微提出重查郭美美，红会人士“辟谣”，引发公众对二者利益关系的空前质疑，委员一一被起底

善款长毛事件之后，红监会更多的“监督”，把调查权交给了红会自身，让红会内查。

红监会对红会调查出的结果进行讨论，然后将结果答复给举报者。

多数时候，红会内部自查的结果是“举报是谣言”。这样的结果，会由打理官微的王永公布在红监会的官方微博上。

6月2日，王永称，半年来所接收的对红会举报，大部分是因公众不信任而出现。

不过，红监会官方微博频发辟谣微博后，网友质疑红监会实质是红会“公关部”。

红监会内部对“辟谣”也有不同意见。

委员王振耀认为，红监会不是红会的信访机构，“我们不能代表红会向社会做任何解释。”

“这个定位错了。”王振耀认为，红会的声誉不是靠红监会来挽救。

红监会自身声誉，很快出现了重大危机。

芦山地震后的救援，红会看到了改变形象的机会，赵白鸽甚至邀请了多名记者一同前往灾区。但红会很快又陷入被质疑的漩涡。

王永认为这仍是郭美美事件的影响，重查郭美美事件，“像给红会刮骨疗伤”。另一名委员刘姝威也提出这个想法，两人一拍即合。

4月23日，红监会官微上发了一条拟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信息。随后的传播中，被理解为红会将重查郭美美事件。

但三天后，红总会秘书长王汝鹏通过微博说：“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GMM，红监会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GMM。真实情况是监督委王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

红监会和红会信息呈现的矛盾，一时间让公众错愕。

重查郭美美“搁浅”，公众对红监会独立性的质疑达到一个巅峰。之后，委员们成为新闻主角，网友一一起底他们与红会利益关联问题。

王永最先被质疑。5月2日，专栏作家五岳散人 (微博)在微博指出，赵白鸽日前当选2013年中国十大品牌女性，评奖机构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而该联盟的秘书长是王永。

5月13日，网友披露袁岳的公司曾承接红会的博爱家园评估项目。5月25日，王振耀被质疑他所在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曾接受过红会2000万元的捐款。

虽然壹基金很快发声明，称2000万是壹基金募集的，与红会无关。不过，对红监会委员的起底仍在继续。张勇、金锦萍、邓国胜……至6月7日，9名委员被“起底”。

监督红会的红监会，在社会监督中，陷入了信任危机。

“顶住批评往前走”

红监会启动改革，要向监事会转变；委员邓国胜放弃辞职打算，欲继续推动红会改革

网络对红监会的监督，让委员们神经紧绷。

6月2日，红监会秘书长黄伟民说，几天前，他在杭州萧山机场看到一个捐款箱，“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后来仔细一看，不是红十字的。”

新闻发言人王永，被要求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有委员认为，王永的品牌联盟颁奖给赵白鸽，是红监会成立后最大的失误。

6月6日晚，红监会“半年会”的预备会议上，决定王永不再任新闻发言人。这个消息在6月9日红监会年中会会议后被报道。

多名委员向记者表示，被网友质疑后，定位不清晰的问题被红监会委员反复讨论。这也成为6月9日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王振耀、翟晓梅、袁岳等多名委员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主要是从专业领域提供咨询建议。另据记者了解，这半年中，也有委员们在帮红会做改革项目，例如刘姝威在帮助红会更改会计制度，完善财务监督体系。

从红监会年中会的工作总结看，半年来，多数委员参与的，是列席红会的一些活动和会议。

红监会6月9日的会议上，重查郭美美作为议题表决，还讨论了《委员守则》，提出在担任委员期间及离任一年内，不得承担或参与红十字会委托的项目，不得为红十字会提供有偿服务。

委员们内部交流，逐渐“达成共识”，认为他们是咨询性监督机构，并非“纪委式”的社会监督。

此前，6月6日红监会预备会议上，决定要启动自身的改革，要向红十字会监事会和社会咨询委员会转变，“解决目前社会监督委员会在定位和职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说，包括他在内有数位委员因压力曾提出过退出的想法，“但在委员大会上未获通过”。此前，王永、袁岳等都在微博表示过，如有必要将辞职。

邓国胜说，年中会议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此时退出，是不负责任；要推动红会的改革，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需大家继续坚持，顶着批评往前走”。

■ 相关链接

委员被“起底”历程

5月2日

王永，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他所在联盟此前给赵白鸽颁奖，被质疑利益输送。

5月13日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被曝出其公司承接了红会的评估项目。

5月25日

王振耀，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网友称其研究院曾接受红会2000万元捐款。

5月29日

张勇，蓝天救援队队长，被曝出救援队注册在北京市红十字会，在红会领工资。

6月5日

金锦萍，北京大学副教授，其红基会理事身份被质疑，红基会是红会直属机构。

6月6日

邓国胜，清华大学教授，网友指出他曾担任红会筹资工作委员会委员。

6月6日

郑静晨，中国工程院院士、武警总医院院长。爆料称，红基会的一个地产项目，武警总医院是共同经营方。

6月7日

黄伟民、吕红兵。黄伟民是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被指出是该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国浩所杭州办公室曾任红会的法律顾问。

（备注：针对网友质疑，多数委员做了澄清）